老罗糖尿病(老罗 中医)

• 1、关于罗永浩的一些实锤
• 2、十年咯血，终于有人对她说：你的肺结节确诊了，不是肿瘤
• 3、独自“广飘”十五年病情危重，好房东出钱、出力将其送医治疗

关于罗永浩的一些实锤

很难断言理想主义对罗永浩而言是灯塔还是外衣。这些年，他近乎偏执地选择一些少有人走的路: 零背景闯入手机制造业、签署个人无限连带责任贷款、身负巨债却拒绝申请破产……现在，为了还债，他做起曾经不屑一顾的“靠嘴吃饭”的事业。

如他自己所言，在每个阶段，“都做了自己相信的事。”用朋友张玮玮的话来说，他的痛苦别人体会不到，他的快乐别人也体会不到。

能放下的都不是骄傲
当罗永浩拿起那把单价一千多元的剃须刀，在胡须上涂满泡沫，直播当晚的气氛达到了高潮。“拼了，”他拿起剃刀，快速扫过下巴，几厘米的胡子逐渐消失。

评论里一片悲伤：“心酸。”“罗老师别这样。”“心疼老罗。”

这是4月1日，罗永浩在抖音的直播首秀，实时在线人数累计4779.5万。退出锤子科技后，因曾签署个人无限连带责任，他的个人负债逾三亿。“为了还债”，老罗选中了直播——曾经的理想主义代言人公然宣称自己开始“卖艺”，对反对者或支持者而言，这可能是新一场价值观争论的狂欢。剃掉的胡子迅速被自媒体和网友们延伸出多种指代意味——“剃掉的是老罗的青春”、“坚持”和他的“理想主义”。

“没什么好感慨的，过些天胡子就长出来了。”对于网友的反应，罗永浩的回复显得刚直，“是他们想多了”。一周后，在推销一款新的剃须刀时，他又剃掉了新长出来的胡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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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罗粉来说，最心酸的莫过于看到曾经呼喊着“改变世界”的偶像“弯下了腰”。一名追随其多年的粉丝评价这场直播：看见老罗“努力扮演着一名推销员的角色”，言行举止间却又“掩不住那份不情愿”，这让他联想到自己的中年人生：充斥着隐忍、无奈和妥协。

一个月以来，罗永浩的直播间多次在选品环节暴露出问题。据知情人士透露，参与选品的供应商中存在数家锤子的股东，比如锤子曾经的债主尚诚同力，“倒不是说选品一定会出现问题，但这样的关联交易会很多”。

4月24日，在推荐一台滤水器时，罗永浩拧开了开关，出水口却没有出水。

“完了，明天媒体又过节了，大型翻车现场。”他的情绪瞬间低落了。

两位来自厂家的维修工人小跑进入直播间，绕过摄影机，在滤水器前蹲下。罗永浩一度走出了直播画框以外，只留下搭档继续在镜头前卖货。被告知滤水器修好后，罗永浩再次演示，为了让观众看得更清晰，他特意往水箱里倒进了墨汁。
起初滤水箱的出水仍是黑色的，水一股股冒出来，所有人沉默，几秒后，水流才变为透明。老罗手持玻璃杯，在滤水口下接了整杯水，最后，几乎是为了自证清白，他在镜头面前试喝了一口。全场鼓起掌来。

按照罗永浩的想象，在另一个平行空间中，他可以暴怒、翻脸、撂挑子。但今天的他是“机构的代表”，可以为了责任感“去做些不那么酷的事”。
这不免引来感慨：那个喊着“天生骄傲”的人，看似放下了骄傲。而老罗并不认同：“能被放下的那些都不是骄傲，反倒是偶像包袱那种东西。”

5月的京郊，一处摄影棚内，罗永浩正在拍摄《智族 GQ》的封面。为了新事业的宣传，他再次做出妥协，放弃一直坚持的T恤 休闲裤装扮，穿上“完全不适合”他的西装。
“这太尴尬了。”“我慌得像一头狗熊。”“快来，你们一定要拍下我惊慌无助的样子。”
量身定制的条纹西服穿在身上，罗永浩在寻找正确的姿势，一只脚踩在高脚凳上，手不知该往哪放。莱卡相机咔咔地捕捉每一个瞬间。10分钟前，他望着镜子，嘲笑自己像“上市妓院公司的老板”。大家笑得前仰后合。

为了让那张圆圆的脸更有立体感，造型师为他准备了胡子和眼镜，最难接受的是画眉——老罗再三拒绝了，“不画，坚决不画，可以后期P上去。”工作人员再三劝解，他终于同意。化妆师用睫毛膏在他的短眉毛上轻轻扫过，又用眉笔一根根地把眉形续长，他看了看，还算满意，扭头一笑，“堕落就是这样开始的。”

“胖胖的印钞机”
疫情期间，北京望京凯悦的大堂进行过一场秘密的商业会谈。桌上摆着笔记本电脑，远程视频的会话框内，抖音 CEO 张楠热情地开出极具诱惑力的条件：过亿引流的资源倾斜——这充分显示了抖音的诚意。会谈的主人公罗永浩眉开眼笑，感到很被尊重，合作几乎谈妥。

据多名直播行业的人透露，消息传开，原本对罗永浩不感兴趣的淘宝直播找上门来，开出利润更丰厚的条件；快手也不甘示弱，给出接近三倍资源的承诺。但罗永浩没有心动，他对旁人说，“信誉很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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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与芙蓉姐姐同时期成名的初代网络名人，罗永浩可能是近20年来活跃时间最长的网红——2012年，上一个身份还是英语教师的他宣布创立“锤子科技”，进军手机制造。历时六年，手机梦碎，短暂蛰伏后，他又宣布进军直播，一个新的风口。

凭借其影响力，罗永浩的直播试水成为各平台大战的某个接触点。首播当晚，一个两百多人的微信群在民间组织起来，起名为“罗永浩情报局”：狙击点为老罗在直播中所卖的货品，没几分钟，各类电商平台就会出现一系列“低过老罗”的商品链接。

“同一天的薇娅卖火箭也是阿里为了围堵老罗的行为。”电商分析师李成东说，同时他描述了一种可能性，“自媒体上出现很多黑罗永浩的稿子也都来自于竞争对手。”这客观上造成罗永浩的舆论热度更高了。但随着各方狙击罗永浩的行为消失，热度回落——“事实上罗永浩的广告坑位费最近也降价了。”老罗直播的续航能力仍是未知。

5月1日晚，罗永浩的直播间又出事故了。直播尾声的半价汽车耗费近40万补贴，原本是当晚的压轴大戏，但由于技术原因，链接始终没有出现在直播页面——弹幕随即出现大量评论表示不满，直指老罗直播间“有黑幕”。

“请大家放心，我们正在调查原因。”罗永浩在镜头前解释，“欠大家的半价车之后一定会找机会上链接，区区40万补贴，没多少钱，我们绝不会为了省这点钱搞小动作。黑幕是不存在的。”

直播结束，老罗埋头进了办公室，很久没有出来。工作人员在外面小声讨论着当天的事故成因，没有人敢进去打扰。再走出来时，老罗有些发怒，“跟他们说，要是下次再出现这样的问题，再也不合作了！”转身又走进办公室，用不大不小的声音嘟囔着：“还跑到我这说什么要取关！”

为了观测舆情，每隔几天，罗永浩就在微博上搜索自己的名字。任何有关道德的指控都会伤害到他。
“‘我敢肯定是黑幕’，你肯定什么啊，你有什么证据你敢肯定。”“上次我们报错了蝴蝶酥，我自己掏了一两百万补了，补完了他们说我们是故意做了一个（营销），是一个骗取好感的手段。”又不能回嘴，气得他在电脑前骂娘。

一名从事商业评论的写手指出，罗永浩的直播间事故频出，与团队的专业化能力欠缺有直接关系。今年3月，罗永浩迅速召集起一伙人组建直播团队，其中大量员工是从前锤子的旧部。“这和锤子最早期一样，全是一群不懂行的人来做。而老罗既不具备迅速搭起专业班底的能力，也向来喜欢用自己的亲信部队。”

位于751的厂房是罗永浩租来的直播间，二楼他的办公室里，放着一张走步机，这段日子里，老罗已经减了10多斤，他的目标是减去70斤。做手机这些年，他积攒下满身小病：脂肪肝、内分泌紊乱、脂溢性脱发、糖尿病前期……“所有迹象都表明，该休息了，但就是没法休息，就这样维持了六年。”但不久前，老友黄章晋与罗永浩见面，觉得他呈现出“近几年最好的状态”——“由内而外散发着喜悦，像台胖胖的印钞机。”

被问及按照当下的直播收入，多久能够把债务还完，老罗露出了羞涩的笑容，“一年半吧。”

锤子完成交接后，2020年1月，罗永浩去了日本休假。一度担心自己产生了抑郁倾向。创业多年，他远离了自己所有的爱好，那段日子，他在 YouTube 上一口气看了许多年轻时曾钟爱的乐队。“巨崩溃。”他说，“那些老乐队、老歌手都老得不行了，不是老了六七岁，感觉老了四五十岁，老得一塌糊涂，一脸褶子。”他意识到自己不能闲，“闲的话就要得病了。” 太太对他说，锤子六年，“其实你很幸运，把想做的事都给做了”。罗永浩无比认同，谈起这些，语气充满感激。

“我这代人很幸运。你看日本过去半个世纪几乎都没有几个大企业崛起，不管你多聪明，多有野心，多有能力，整个大环境没有机会。对于我们这代野心勃勃想做点什么事情的人来讲，简直爽死了。何况老一辈创业的时候，哪个不是砸锅卖铁，把房子全抵押上去，最后亏了，除了跳楼就完全没有（出路），哪像我这样，出路还挺多。所以真的非常非常幸运。”

问及现在的心愿，“尽快能把债还完。”他又笑了，“不排除再把锤子这个品牌买回来的可能。”

负债者罗永浩
2018年6月，锤子科技资金链断裂。工厂停工的过程中，逐渐出现了大批呆滞料——财务公布的债务数字从两亿变成三亿，四亿，一直到六亿。老罗懵了。“原来以为划拉划拉还能还上，发现是自己天真了。”

老友黄章晋形容那时的罗永浩浮肿得厉害，“像在池塘里泡了几天再捞上来的样子”，面色发青，双眼无神。那情状让他想起电影里“拿破仑打了败仗的样子”，“生气、发怒，演得气急败坏那种，”那都是演员的演绎，想像的成分居多。“一个真正的失败者，挫败的时候，他是没有条理的，语无伦次，这一刻讲的 A，突然会插进 C 和 B 的事情，然后又跳回来，乱七八糟，一连串的无意识。”

那是一段最难熬的日子。供应商相继出现在锤科大楼前。物业报了警，预备赶走那些举着牌子、呼喊讨债的人们，罗永浩试图阻拦：“我们欠了人家钱，人家拿不到，到楼门口发泄一下，怎么还违法了呢？”债主里不乏曾经力挺他的人，他被内疚折磨。

年底，字节跳动完成了对锤科的收购。交接那天，在场的很多同事都哭了，罗永浩躲在家里发呆。某个深夜，老罗躺在床上，在一条力挺锤子的微博评论区，他刷到一条留言，来自锤子供应商的一名工厂员工：因为锤子拖欠款项，公司发不出工资，今年没钱回家过年了。配图是已经打包好的行李。

“多年以来看农民工讨薪那种，都觉得离我的世界是很遥远的，也很难理解那些老板为什么居然不发薪水。”时隔16个月，说起这些，他把双手抱在头上，摩擦了几下，“欠了六个亿，你给谁不给谁，救谁不救谁呢，根本就没法收拾。”那个晚上，他蒙起被子哭了一会儿，太太在隔壁，并没有发现。

“最严重的时候是想过自杀的。”罗永浩在创业纪录片《燃点》里这样坦诚。那些曾经拒绝过BAT的同事选择加入锤子，有段时间连工资都领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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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锤子内部有种声音，2018年，获得融资的锤子将部分资金和人力投入到了 TNT（交互操作系统及显示器）的研发，大胆地拓展了锤子作为一个手机品牌既有的发展方向。最终，TNT 并未收获市场的反响，当年的手机新品R1又出现质量问题——有人认为这是老罗“一意孤行”的结果，也是将锤子推向死亡的关键。

“这其中有很牛逼的想法，尽管不是首创（微软做过）。但提出这个概念（非常激进），如果无法提供跨度非常大的体验差，是不可能赢得市场的，”莫达说。他是锤子最早的产品经理之一。
他已经离开锤子很久，可仍在行业内，与旧同事也保持着密切的联系。那段时间，他们觉得“老罗分裂出了另一个老罗”。

在测评界眼中，此前发布的 M1 在外观与设计方面体现了罗永浩作为企业家的妥协。“机身的外观向苹果 iPhone 靠拢了，之前老罗一直说6代之后的苹果很丑。”这被视作锤子向市场妥协的一种例证。在兼顾市场与个性后，锤子在2017年发布的坚果 Pro 很快创造了锤子的历史最高销量。

“坚果 Pro 很成功，可以看到老罗逐渐变成了一个成熟的企业家，也体现了重视市场的结果。老罗他忍不了这个，屠龙少年变成了龙。感觉他又把自己拆成两个了，一个忍气吞声把市场继续做下去，同时我一定要做一个颠覆市场的东西。”莫达说。

采访时，有关 TNT 的问题激怒了老罗。“TNT 恰恰是字节收购我们的原因，”他站起身来，声量明显大了起来，“你需要的话，我把所有几个王八蛋，已经离职的都可以给你叫过来验证这个事的真相。”
“一说这个我就来气，你问这个问题带有倾向，所以我跟每个记者的关系都处不好。”在并不宽敞的办公室里来回踱了几步，老罗意识到自己的失态，“我去上个厕所”，便开门走了出去。回来时还喘着气，能看出他在努力克制自己。

合格的生意人
中国的创业史上，像罗永浩这样如此热衷于强调道德的企业家恐怕不多。

按照老罗的说法，高中时，父亲为了让他顺利入学曾“找人开过后门”，这是此生唯一的污点。对自我的道德标准，他显现出绝对的自信。年轻时谈恋爱，姑娘问他，你是真的爱我吗？他知道自己不是，如何也说不出谎话，以至于常常恼羞成怒，拂袖而去。不是气别人，而是气自己。
锤子初期，罗永浩并没有成立专门的公关部。科技论坛上的评测帖下，锤子的产品常常遭到清一色的水军攻击。新任公关总监上任时，曾建议罗永浩“也找水军”：“我们不去黑对手，但可以用事实来稀释评论啊。”提议不仅遭到否决，还被罗永浩“臭骂了一通”。理由很简单，创业初期，老罗曾立志坚守“商业道德洁癖”——“我也找水军，不就沦为和那些人一样了吗？”

不仅没有公关部，早期的锤子也没有市场和营销。“罗老师坚信做好产品放在官网上自然会有人买。”莫达说。老罗个人的“商业道德洁癖”，在一些人看来却也体现了商业常识的欠缺，“这些都是正常手机厂商要走的路。”

一方面，罗永浩想要证明，“做生意也可以讲良心，”另一方面，他也承认，“早期公司的资金确实也不足以（支持市场营销等业务）。”

可无论如何，没有人会否认锤子是一家热衷于输出价值观的公司。作为锤子曾经的公关总监，直到今天，唐拉拉向我提起锤子曾举办的“一系列输出价值观的”活动，依然引以为豪。“不是老罗营造了什么，而是他有能力找到一群同样的人。”这使得早期锤子的内部“没有派系”，“很梦幻”。“沟通零成本，谁跟谁都是，特别默契，懂。像是集体的大恋爱。”

“我很少见过有人的道德底线比我高的。”创业早期，罗永浩常向公众表示，他有严重的“商业道德洁癖”。随着时间推移，他不再使用“洁癖”这个词。一位公司已经上市的商业大佬对此不屑一顾，“什么是商业道德？把企业做好，员工有工作和收入，为社会创造价值，这就是最好的商业道德。”

为了向一名理性的企业家靠拢，他努力让渡个人的边界。做锤子的第三年，有一天，他叫来公关开会，公关列了个清单：从前被老罗否决的提议共有70多条。老罗最终批准了其中的二十多条，其中包含了雇佣水军，但强调只能“用中性评价稀释恶意评论”。

“举个例子，以前你是个朋克歌手，你可以忍饥挨饿，保持你很屌的形象。现在你是一个大编制的乐队，还是搞乐队，还是朋克乐队，但是你要保证那四个跟着你干的兄弟们有饭吃。”他说。
4月24日晚上，直播间里气氛凝重。工作人员接连失误：先是口播将蝴蝶酥的优惠报错——送两盒说成了送三盒，不久后 PPT 又出现失误——售价23.9元的洗衣粉错写成9.9元。

老罗胸前起伏，面色难看，却还是在第一时间做出反应：“马上联系厂商，第三盒的钱我们出。”“就按照9块9成交，差多少都补足你们。”这使得这次的直播收益直接损失一百多万，但这个决定没有犹豫——“不能因为我们的口误让观众埋单。”当天晚上，为了减少罗永浩及团队的损失，许多粉丝自发退单。

“感动，但也正常。我的粉丝都是因为共同价值观走到一起的。”被问起粉丝自发的举动，老罗并不惊讶。他主动谈起锤科时期的发布会，门票收入总是非常可观。许多人认为，大量观众是冲着罗永浩的段子与口才去的，老罗并不认同，“笑星不会有真正为你尖叫的粉丝。”

“我的粉丝与我一样有着强烈的价值判断，一旦我做了什么事踩到他们的底线，他们会立刻脱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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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的一次直播，搭档在介绍一款茶的防辐射作用，罗永浩多次打断了他，但欲言又止，“你要客观。这个防辐射作用……反正厂家那么一说，大家也就那么一听…… ”“大家可以……可以参考一下……”
很多天后，接受采访时，罗永浩做出解释：“那个防辐射（效果）是真的，但是不会因为喝了一杯茶就防辐射了，你可能得吃五百倍的量。”他强调自己没有撒谎。“我做企业至少不用撒谎，我可以选择性地不说，但不用撒谎。”

更多时候，老罗的道德感往往陷于更复杂的境况中。谈及今年年初的一次受骗经历时，他难掩愤怒：“我就想把他骗我的事实给说出去，揭穿这个臭流氓。”“臭流氓”指的是合作伙伴 Z 先生，去年10月，在准备入股一家科技公司时，老罗惊讶地发现 Z 先生谎报了某项专利的收购价格。他很恼怒，原因有三点：一，浪费了时间；二，此人不可信赖，利益可能受损；第三，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情感上受到了欺骗。

参与该项目的员工黄贺也是老罗的朋友。去年十月，为了这项科技专利，他们共同在北京筹备一场发布会。发布会前，老罗发现了 Z 的谎言，预备挑明了说。Z 先生把其他人都遣开，“我和永浩谈谈感情。”没几分钟，老罗黑着脸走出来，谈话不欢而散。

晚上在酒店，老罗对黄贺说，自己已经写好了长文，要发在网上，揭露这件事。“你不要给别人说，（合伙人）他们知道了一定会阻止我。”

但老罗最终选择忍下委屈，没有发布长文。在合伙人的运作下，Z先生最终答应在双方终止合作前偿付第三方的成本款项，作为条件，罗永浩将如期出席发布会。

罗永浩把这叫做成长。合伙人李钧和彭锦洲问他，发公开信是不是会两败俱伤？

“以前我会觉得，他是个流氓，我揭穿，他受伤，我不受伤。”老罗眨巴着小眼，“现在我不这么看，我只要一吵架，那些媒体就会说，你看，这哪像一个企业家干的事，根本无从解释，这帮人不管是非。”
何况还有第三方的利益。李钧和彭锦洲问他，生意人的问题很简单，你这样做有什么好处？“我说唯一的好处就是出口气，他说这不叫好处。这可以忍。”这说服了老罗。前阵子在一场宵夜局上，他再次和朋友们谈起了这件事，朋友们直称合伙人“拦得对！”

“为什么对呢？”老罗还是不甘。

几个人异口同声，“那有什么好处呢？”

烤肉盘滋滋冒着热气。罗永浩哈哈大笑，“你们都是合格的生意人！”

“领导和追随”
直播彩排时，一旁的姑娘细声细语，老罗打断她，教导道：你要大声一点。重来一次，还是不成，他突然吼一嗓子示范，现场的目光果然朝他聚集起来，他说，你要调动起来，人的情绪是可以假装的。
12年前创立老罗英语时，罗永浩就是这样调动情绪，举办了上百场演讲。通常，在上台的前一秒，他还烦躁不已，满脑子都是想逃走的念头。一旦走上台，音调就高了八分，“肾上腺素飙升”，“感觉和换了个人一样”。很难想象一个人能把讨厌的事表现得如此擅长。每场演讲，罗永浩总会设计出上百个笑料包袱，有节奏地穿插在内容中，并根据台下的反馈及时调整。

天赋几乎是与生俱来的。作为家中老幺，幼时罗永浩就意识到自己的“嘴皮子溜”，能把大人们哄得眉开眼笑。后来，凭借这种口才，他成为新东方最受欢迎的教师之一。课堂上，他随意施展的幽默便能让学生们开怀大笑，偶尔讲一些动人故事，也能把学生们搞得眼泪汪汪。 这种成功不仅只建立在幽默，价值观输出也是罗永浩永恒的关联词。18周岁前的那个冬天，在“胡乱读了几百本书”后，罗永浩意识到自己不再需要学校的教育（也因为无法解决偏科问题），终于辍学。90年代，大陆零星出版的李敖文集给了他极大的思想启蒙，小罗立志要“与愚昧和旧世界做抵抗”，10年后来到北京，新东方的学生们在听到“同性恋”一词时忍不住窃笑，这令他“忍无可忍”——“太蒙昧了！这群人不久后还要去美国留学呢！”

他因此常在课堂上引申一些价值观的讨论。在幽默的外衣下，“理想主义教学”的内容高效渗透。一些学生偷录了他的讲课内容传到网上，逐渐流传开来，成为“老罗语录”。语录红得一塌糊涂，几乎成为一代青年的接头暗号。

如果生在一个国家的偏僻角落里，长大的时候基本上可以肯定没有人能在思想上给你很大的帮助，很多时候，不要说帮助，就连多少能够互相理解和沟通的人都很难遇到。（罗永浩，《我的奋斗》，2010）

很长一段时间，唐拉拉并没有理解自己的朋友如何就成了一位精神偶像，“我一开始也纳闷，这死胖子怎么就让你们这么魔怔了。”直到偶然间听到了老罗语录，“那时的社会风气没有现在开化，尤其在三四线城市，很多观点大家平时不敢拿出来说。老罗会说一些和大部分人不太一样的（价值观），成为人们的一个出口。”

秦延庆那时在大连一家餐馆打工，24岁的他只身一人从家乡鹤岗离开，每晚在宿舍，打开 mp3，老罗的声音总能消解孤独，带来振奋——“每一个生命都注定要改变世界，如果你是个正直的人，就会让世界更好一点。”时隔13年，秦延庆在电话里庄重地复述这句“老罗语录”，用信徒式的语气。后来，他应聘成为锤子科技的厨师，如愿与一群“理想主义者”同路，直到今天，他仍然担任着罗永浩团队的厨师。

舆情分析团队告诉罗永浩，他的百度指数现在仍在缓慢上升。但今年更大的计划是要“彻底破圈”。破圈就是粉丝数量五倍、十倍的增长，“如果我一千万粉丝，努力耕耘了一年，变成1500万粉丝，在我看来是自然成长，但不是破圈。”

真正意义上的破圈是进入大众领域。罗永浩过去的核心粉丝是“文青和愤青”，在不丢失他们的情况下，要圈大众粉丝进来。“最好的破圈方式是娱乐脱口秀，场场都是请娱乐明星”。为此他愿意和中国所有的明星对谈，“包括我讨厌的”。他觉得，年轻的粉丝们愿意看到一个叔叔辈的人表现出对自己爱豆的关爱，这样“（爱豆的）粉丝就会一定的比例很容易就转化成我的粉丝……那么一年录上50期，我觉得我破圈能破五到十倍是没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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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永浩如今目的明确：我要做更大的事业，我要做大众消费品，不管它是手机还是空气净化器。而我现在的情况是什么——到二线城市后半段就没人认识我了。

用半开玩笑的语气，罗永浩曾向好友黄章晋承认过，自己具有某种“邪教领袖”的天赋。教书时，气氛嗨起来，来自学生的掌声频繁又热烈——几年后，锤子发布会的现场，罗永浩的一句话常能引得台下的几万人狂呼。

一位记者好友曾严肃地问他，“你不会觉得不安吗？”指的是这种来自粉丝的狂热。老罗回答，“有一点。”因此罗永浩总是在演讲中加入自嘲，有意识地化解这种不安。对于这种现象的成因，他倒十分坦然，“人的动物性上是有领导和追随的，这两个本能是很强烈的，你要么成为领导，要么成为追随者，这两个东西都很强烈。”

今天在抖音上搜索“老罗语录”，仍能找到几千万条上传结果。累计的播放量惊人。头几场直播下来，罗永浩的直播间男性用户占80%，这与绝大多数主播的受众是女性截然相反。其中不乏从2000年初追随而来的“老粉”，年轻时他们渴望他成功逆袭，中年时又对老罗不断跌跟头的经历感同身受。
锤子0001号员工朱萧木也曾多次在发布会上参与演讲。上台那一刻，台下山呼海啸，成为他记忆深处的悸动。“那种感觉就是天神附体，特别顺，特别嗨，超嗨，然后上瘾。”

大众并不知道，罗永浩恐惧镜头，恐惧公众演讲。每逢大型演讲之前，他的身上常备着硝酸甘油，高压和劳累总使他的心脏不舒服。可真到台上，面对台下的欢呼与掌声，“不享受是不可能的”。他为数不多的失态都发生在锤子的发布会上。

在深圳春茧体育馆，他对锤粉说，“如果有一天我们的手机真的卖得连傻子都在用，你们要知道这是为你们做的。”哽咽着声调都变了。另一回，在国家会议中心，按照台本，他要用锤子便签随意打一句话在屏幕上进行演示，台下掌声如雷，那一刻他突然泪目，“脑门血都往上涌”，在键盘上敲下了“我爱这个世界”。

别指责一个瘸子跑不快
锤子科技创立六年，在罗永浩感兴趣的产品领域，他有近乎苛求的毅力和兴趣。而在财务、融资和管理等不感兴趣的领域，他则要忍耐着痛苦学习，每次开会，“隔二三十分钟就要站起来走一会儿，否则思绪也飞了”。

那次去广州出差的飞机上，他读到一本书，书里写道，一名患有 ADHD（注意力缺失症）的女律师专程飞到纽约，找到擅长心理辅导的作者，只希望获得一个肯定——普通人不会明白，她带着先天的缺陷达成如今的事业，要付出比常人多少倍的努力——看到这里，老罗情绪失控。借着飞机的噪声，他把毯子埋过头顶，哭出了声。

坐在新的办公室，罗永浩眼眶湿润。四年前，他在北医三院确诊了 ADHD。他曾强烈地希望自己被确诊。1980年代，延边朝鲜族自治区州委书记的儿子每年开学前都对母亲赌咒发誓：一定解决偏科问题，他为此发奋苦读，可试卷上的分数还是诉说着徒劳。那个委屈至极的男孩仿佛就在眼前。
“ADHD 的患者成年以后，成为毒瘾者和罪犯的比例特别高，因为他终身都排解不了这个挫败感。”罗永浩说。确诊后，他在内心与自己达成某种和解，“从童年、少年到现在，所有做不好的事情，终于都有解释了。”

那次被确诊的还有轻度的躁狂症。曾有报道写过一个细节，一次开会时，罗永浩与人起了争执，他起身走进别的房间里砸了垃圾桶，又面无表情地回到会议室——罗永浩承认这“不止一次”。装修办公室时，他要求使用双倍的隔音棉，是为了“歇斯底里的时候能够不被人发现”。

不过这并不意味着他完全无法控制自己的情绪，在见到一些企图测试甚至激怒他的投资人时，他总能做到全程笑眯眯地回答所有问题。他指出某篇报道曾暗示他是个精神病人，并感到被冒犯——“医生做过诊断我不用吃药，她问我生气的时候，会不分贵贱地摔东西？还是专挑贵的摔？还是专挑便宜的摔？我说我专挑便宜的摔，她说那就完全没问题。”

不止一位采访对象在被问及“老罗发火时的样子”时，露出微妙的微笑。早年罗永浩也曾为此困扰，他刻意模仿一些台湾企业家的行事作风，希望“让人如沐春风”，同事们反而更加惊恐。身为资深经理人的好友冯唐告诉老罗：脾气差未必做不好企业。“实在改不了的话，就道歉吧。”冯唐说。从这以后，老罗释怀许多。他在办公室里装了印有自己照片的飞镖盘，鼓励员工们“尽情发泄”，偶尔经过，上面的孔眼密密麻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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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绪来得快去得也快。有时他会自己检讨，“不好意思，我又激动了。”从前他总带着善意揣度别人，在成为创业明星的那些日子里，针对他个人的质疑不断，其中也有谣言，他用一种非常简单的逻辑划分这些声音：来自好人与坏人。遇见“坏人”的质疑，“当然会生气”，你可以将之理解为某种应激反应，也可能是受伤的后遗症，但他强调自己“从不留疤”——“每次生气过后，我还是相信世界上还有好人。”

从前他常常嘲笑别人心理承受能力太弱，不如自己坚强，但这些年逐渐意识到，人与人之间的不同早在基因深处就注定了，每个人都有擅长与薄弱的部分，“有些缺陷是显性的，比如瘸子，一眼就能看出来；可有些缺陷是隐性的，别人发现不了，也没有人能理解。你不该去指责一个瘸子跑不快。”

刘邦和项羽
好友黄章晋评价罗永浩，“他就是项羽，适合媒体去书写，身上总是充满了戏剧冲突和悲剧色彩。可要说共事，现实中人们还是会选择刘邦。”我把这番评价转述给老罗，他本能似地作答，“我才不想做刘邦。”

罗永浩既不想要刘邦的骂名，却也渴望项羽未竟的成功。“有的媒体我不点名，过去的六年，粗略统计发过三四百篇黑稿，有的时候我也觉得很有意思，他们（媒体）是如此成王败寇的心理而不自知。”
“我希望做一个冷静版的项羽，但一定不想做刘邦。”他说。但项羽比自己牛，“我们要是打天下，我早死了一百多回了。我幸亏是在和平年代做商业，最坏结果是倒闭，你还可以再卷土重来，打天下是没有二次机会的，输了直接就人头落地。”

后来的采访中，他又补充道，“我绝不会坐视自己的命运走向悲壮。”

陌陌 CEO 唐岩提醒我不要把罗永浩写成一个道德卫士，当我提及，按照罗永浩自己的说法，拒绝破产重组是为了对得起曾经帮助过他的人，用自己的努力“将欠的钱一分分地还上”，唐岩深陷在沙发的身子突然坐直起来，“你不要去强化这个东西，不要再给他施加这种压力。”

作为锤子的天使投资人，多年以来，唐岩对锤子内部的管理和商业决策几乎一无所知，也不太关心。9年前的一个夜晚，罗永浩原本找他来商量要做一个网站。彼时牛博网刚被关停，“老罗英语”也逐渐放下，老罗试图寻找新的事业。交谈过程中，唐岩发现老罗对网站实则兴趣索然，便问他，“你到底喜欢做什么？”

“做手机。”罗永浩小心翼翼地说。随即展开了一系列想法的阐释，讲得两眼放光。那种状态打动了唐岩，当天晚上，唐岩决定帮老罗窜钱，“帮朋友一个忙。”不久后，第一笔资金三百万就到了老罗的账户，电话里，唐岩对他说，“先搞起来，拖着拖着就没有行动力了。”于是才有了锤子科技。

对于老罗创业的结果，唐岩并不后悔帮助了他，如果再回到那个夜晚，唐岩相信自己依然会选择支持他。可比起成功与否，唐岩更在意的是朋友的健康，他更担心这位向来“过于乐观”的朋友会无法承受风险，比如当下坚持个人负债并偿还，“他可能做到，也可能做不到。”

位于北京新中街40号的陌陌影业拥有一栋极具设计感的白色大楼，坐在几何形的办公室里，唐岩抽着烟，眯着眼，告诉我他评判成功的标准很简单：要么拥有世俗意义上的成功，要么收获发自内心的快乐。前者老罗目前还没做到，后者么，只有他本人有资格回答。可无论如何，他希望老罗能够不被舆论的声音左右，放下“某种较劲的过程”，他说，“我怀念我们以前那些简单的快乐。”

罗永浩坦诚地承认，那么多年身处舆论场的焦点甚至风暴中心，自己已经无法完全忽视他人的目光。“就像我要去扶一个老太，以前我也绝对会去扶，但扶就完了。现在我还是会扶，可心里会想，有人在看着我。”

“批评从来不能让我进步，人家只有夸我，我才觉得哪有你们说得那么好，我可以更好。”
有关罗永浩的故事总让我想起毛姆的短篇《狮皮》，主人公从小渴望成为一名绅士，用各类绅士的行为举止包装自己，直到最后为救一条狗而冲进火场，像绅士一样地死去——“你觉得你和他像吗？”我问。

“挺像的。”他想了一会儿，托着下巴，“在人格力量上，我是后天习得性牛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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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小的时候，罗永浩就渴望成为老大，不是江湖地位的大，而是人格的高大。上学时，和浑小子们踢球，把学校的玻璃砸碎了，老师逼问他主犯是谁，他总经不住吓唬，一股脑地都说了。“就有那种孩子，他要么就不招，要么就说自己是主犯。那就是我心目中那种天生老大的。”因为出卖大家，小伙伴们埋怨着骂他，他总深感羞愧。

唐拉拉回忆，T1 发布时，她在网上常看到锤友的留言：你负责认真，我们帮你赢——“其实很多人是渴望他成功的。”“大家为什么喜欢罗永浩，因为他真实，接近普通人，他的所有小缺点、小脾气、小无奈，都是我们普通人的缩影。我们期待有一个人替自己实现梦想。”

退场的滋味并不好受。被字节跳动收购后，锤子团队仍在打造新机坚果，一次回公司看望团队时，老罗表示，愿意作为外援继续参与产品的设计。老同事们高兴地点头，可后来没人找他。老罗在心里悄悄地难过。坚果的新机图片泄露，老罗忍不住转发，并在评论中批评了新机的系统与设计问题——这引得前同事在微博上痛批老罗：“厚颜无耻”。

深圳飞北京的航班，登机后，罗永浩看见了前同事的评论，“非常生气”——立刻发布微博，相约明天“开战”。起飞后，老罗拿着手机“突突突”写了一千多字，可落地前，火消了。“我一想其实他说得对嘛，最核心的是我不该转发，我作为曾经团队的一分子，一转发，就相当于证实了。我做的是不对。”第二天，罗永浩发布微博道歉。

曾经的合伙人苗颖骂他，“像个当老大的样子吧！”罗永浩想了想，“她骂得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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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下这些的日子，我翻开他那本充满自嘲但极其幽默的自传，扉页上写着：有的鸟来到世间，是为了做它该做的事，而不是为了躲枪子儿的。

这些年，老罗一直喊着理想主义，直到现在也是。我问他理想主义是什么。他说，“让世界少一些本无必要的残酷。”

他也正在学着更温柔一些。微博上，你能够发现他越来越多地使用“爱心”这个表情，这是做锤子时养成的习惯，遇到暖心的人和言论，他发一个。遇到恶意攻击的，他也发一个。“你看过那些僵尸片吗？”老罗问我。虔诚的传教士遇到魔鬼的时候，总会举起十字架。“并不总是有用。有的时候魔鬼退缩了，有的时候魔鬼一把就把你的十字架给砸烂了，然后继续把神父给弄死了。但这就是信仰。”爱心的表情就像那十字架。

最后一次采访进行到凌晨两点——“如果有一天，最后一个粉丝离你而去呢？”

“不可能。”他笑了。“保持自我的同时，也会使用一些策略。”说这话时，他眉毛上挑，像个吉祥物。“不会的，”他摇摇头，“绝不至于。”

应采访对象要求，莫达为化名

摄影：高远

出品人：Paco Tang、Rocco Liu

策划：Max Li

美术总监：区杨

编辑：Yuki Yang

执行：J、张弓准

统筹：Lorin

时装副总监：Ruiqi Wu

时装编辑：Lillie Zhou、Steven Sun

造型执行：吴卓欣

时装助理：彭夕多、朱婧怡

发型师：森森（东田造型·官舍）

化妆师：钱彼得

道具：王海涛

置景及场地提供：AC片场

采访、撰文：卫诗婕

文字总监：靳锦

运营编辑：nic

十年咯血，终于有人对她说：你的肺结节确诊了，不是肿瘤

十年前，老罗还不叫老罗。那会大家都叫她“玉茹”，“阿茹”什么的。

那时候的老罗，啊不，玉茹，五十多岁，但是身板直，精神足，加上年轻时候有点跳舞的底子，硬是在小区舞蹈队里稳稳做了3年的领舞。

那年秋天风大，玉茹有点咳嗽也没当回事。突然有一天她发现痰里有些黑红的东西，不禁心里“咯噔”一声。也许是最近上火了吧，也许是前天鼻子出血积在喉咙里了呢，她开动脑筋给自己找各种解释。但是接下来的几天，痰血不消失却也不增多。到底是心里害怕，玉茹告诉了老伴，之后就被拉到了医院看医生。

拍了CT，报告上 “右肺结节，定期随访”这几个字，让玉茹心头紧张起来，乖乖听从医生的建议做了支气管镜检查。

医生说，她的支气管粘膜肿胀充血，管腔狭窄，里面还有很多黏糊糊的分泌物。她听了一脸茫然，医生索性说结论：没看到肿瘤，考虑是炎症，但是哪种炎症不好说。她这才略略放心。出院后，医生给她带了口服消炎药“左氧氟沙星”，玉茹像捧着圣旨一样带回家，老伴给她定了闹钟，每天按时吃药。

这个药果然好用，虽然还有干咳，但痰血很快就消失了。家里恢复了往日的平静。玉茹对这份失而复得的平静格外珍惜，开始对报纸上“养生”，“保健”这类标题的豆腐块文章关注起来。

半年之后，当初医生嘱咐的复查CT的时间到了，玉茹去做检查的时候还信心满满，但看到CT报告上仍然是 “肺结节”几个字，她感觉心情像经历了山体滑坡一样。医生跟她说，结节和之前相比变化不大，可以观察。让玉茹每年复查一次CT。

这个肺结节就像楼上要落未落的第二只靴子，让玉茹心里忐忑不安。每年复查CT，她提前一个月就开始吃不下睡不着，老伴温言细语地安抚也没有用。断断续续的干咳伴着玉茹度过了一次次CT检查，不幸的是结节并没有消失也没有变小，幸运的是结节也没有变大。几次复查下来，多年绷紧的神经让玉茹已经不复当年的心气，变成了苦相的老罗；舞蹈队领舞的位子几易其主，小区的江湖上已经不再有玉茹的传说。

日子像沙漏中的细沙，像拧不紧的水龙头滴出的水，一粒粒一滴滴无可挽回又悄然无声地过去。直到有一天，老罗干咳得声音大了点，随即喉咙里滑出一口痰，看到粘液包裹的一团黑红，恍惚间，老罗感觉像是穿越回到了那个风很大的秋天。

又是一阵紧张，老伴拉着老罗来到熟悉的医院，看了熟悉的医生，做了熟悉的检查，结论仍然是熟悉的“肺结节”，老罗继续吃着熟悉的消炎药“左氧氟沙星”，然后痰血还真就会按照熟悉的“流程”好转。往复几次，老罗的生活被咯血时候的恐惧，和不咯血时不知何时再咯血的担忧所填满。老罗感觉整个人像烙饼一样，被不停地、翻着面地煎熬，不知何时是尽头。

如此循环数次之后，有一天医生看着新的CT，毫无征兆地突然说：这次的结节比去年的长大了一些，要考虑肿瘤，做手术切掉吧。这话声音不大，在老罗老两口心中却不啻于晴天霹雳：这么多年的结节，怎么一朝就变成肿瘤了？

信息量太大，老罗接受不了也难以消化。老罗老伴多方打听，和老罗商量去中山医院感染病科试试看，实在不行再开刀也认了。

去上海的车上，老罗说有点累，头靠在车窗上就不再说话。车子发动，老罗的泪水在下睫毛上晃了晃，终究还是掉了下来。她不敢擦——老伴拉着她的手坐在旁边，刚刚睡着。

提着十年积攒下来近二十斤的胶片，老伴搀着老罗走进感染病科胡必杰教授的诊室。这些年他们已数不清多少次因为“肺结节”而看医生，一进诊室不用医生开口，他们就能条件反射般地说出这些年的病史。胡教授取出CT片子，按照时间顺序一一比对，并没有下肿瘤的结论，而是说存在慢性感染或炎症的可能，建议老罗住院好好检查下，明确一下。老罗感觉，她这十年昏暗无光的生活似乎有了那么点转机的可能。

住院后，老罗的焦虑丝毫没有减轻：她每天至少3次差遣老伴询问床位医生：昨天的检查结果出来了没，今天的检查能不能快点，明天还有什么检查；要么就和其他患者家属搭话，问人家患者是什么病，查得如何。荒废多年的小区领舞的交际经验这下派上了用场。

医生办公室这边，胡教授带领医生们分析了老罗的病情：一方面，近期结节增大，需要考虑肺癌可能；但另一方面，老罗病程已有10年，似乎较难以用肿瘤解释。老罗有糖尿病基础，免疫力弱于常人，但炎症标志物又不高，因此感觉更像是一些慢性的病原体引起的肺部感染，类似分枝杆菌、放线菌、诺卡菌、隐球菌、曲霉菌这种。经过讨论，医生安排了老罗再做次支气管镜检查。

支气管镜下，老罗肺结节局部的支气管呈现粘膜充血、肿胀和管腔狭窄，但没有见到肿块，总的来说和之前外面做的几次检查结果差不多。因为是局麻下做的检查，老罗是清醒的，一听到“和之前差不多”这句话，老罗当场涕泪横流。

回到病房后，老罗就一直郁郁寡欢，医生跟他解释，支气管镜检查中还取了灌洗液和肺组织送检各种病原病理学检查，老罗也默不作声。再后来，老罗听说一个和她聊得比较熟的肺结节病人查出来是肿瘤——多年的沉疴让老罗成了惊弓之鸟，任何一点风吹草动都让她越想越害怕——想到自己的肺结节，想到被肺结节搅得一刻也不得安宁的这十年，老罗又怕查出来、又怕查不出来，她感觉自己这根弦已经绷了太久，也到了极限。

她不想查了，要求出院。

老罗老伴好言相劝，坚决不同意出院。眼看着结果还没出来，医生也又是安抚，又是分析，又是动员其他病人做她工作，才算是暂时稳住了老罗。

经过了两天的煎熬，医生和老罗老两口共同等来了检查结果的陆续回报：组织病理仍然是慢性炎症，灌洗液宏基因二代测序（mNGS）检出了大量烟曲霉序列，这也和她的咯血症状，以及病理学结果相符合。多年来，老罗仅仅用过抗细菌的“左氧氟沙星”，这对烟曲霉这种真菌是无效的，所以老罗的病情反复，结节逐渐增大。老罗十年的老毛病，就此明确盖上了“良性”的章子；而找到罪魁祸首，也许就是“逆袭”的开始。

当医生把这个消息告诉老罗时，老罗愣了，旋即又哭了，她哭这十年积下的委屈，忧虑，恐惧，和一次次的满怀希望望眼欲穿又一次次大失所望望峰息心，哭得悲恸凄切，哭得酣畅淋漓。

胡教授安排老罗用上了抗曲霉的特效药“伏立康唑”，用药之后，老罗不光痰血好转，阴魂不散的干咳也慢慢少了；一个月后复查胸部CT，肺结节明显缩小了；6个月后，大部分肺结节都吸收了。老罗热泪纵横：她来看病本是为了下手术的决心，没想到这里让她不光免了开刀之苦，还把结节从根本上解决了。个中虽有曲折，但幸亏有医生的鼓励和安慰，她才守得云开见月明。

老罗老伴紧紧握着她的手，也湿了眼眶。在来上海的车上，他看到了她膝盖上的两滴水点，但没作声，只是拉着她的手不松开——在他心中，她一直是当年那个心气高，却也需要他安抚的玉茹。

毛奶奶年已七旬，一次受凉后出现干咳伴右背部疼痛，去医院一查：白细胞升高，胸部CT提示右上肺结节，当地医生给她用了“头孢”和“莫西沙星”，但没什么效果。做了气管镜检查，病理提示炎症。医生考虑毛奶奶年轻时生过“肺结核”，就给她用了诊断性抗结核治疗，但毛奶奶的咳嗽和右背痛都没有好转，肺结节还在缓慢进展。毛奶奶到中山医院感染病科住院，经皮肺穿刺病理发现了真菌菌丝，针对曲霉菌等真菌的特殊染色——PAS及六胺银染色均呈阳性，组织培养也检出了烟曲霉。医生给她用了伏立康唑治疗。几个月后，毛奶奶的症状明显好转，CT显示肺结节也在逐渐吸收中。

陈阿姨最近感觉有些消瘦，体检发现右下肺有个结节，但她没有发热、咳嗽、咯血之类的症状。由于陈阿姨2年前曾经做过“乳腺癌”手术，医生考虑陈阿姨可能是肿瘤转移了。陈阿姨赶紧到中山医院感染病科检查，医生给她安排了CT引导下肺穿刺活检。在她的病理切片上，医生惊喜地发现，没有肿瘤细胞，而是看到了特征性的曲霉菌丝。再详细追问陈阿姨，原来她长期住在一楼，环境比较潮湿，医生怀疑这和她肺里感染曲霉可能很有关系。经过抗曲霉治疗，陈阿姨的肺结节逐渐缩小了。

1、肺结节都有哪些原因？

随着CT检查技术的普及，肺结节的诊断越来越常见，遇见肺结节病灶，要警惕肿瘤，但也不能忽视其他疾病如感染性疾病、结缔组织疾病、血管畸形等。感染性肺结节常见的原因有结核、非结核分枝杆菌、肺脓肿、寄生虫、隐球菌、曲霉菌、诺卡菌等。

2、肺结节都需要手术吗？

若肺结节为感染性病灶，手术治疗有可能会引发感染进展、扩散，甚至因肺叶切除或手术并发症使肺功能毁损，影响生活质量。

3、肺曲霉菌病也可以表现为肺结节吗？

曲霉结节是慢性肺曲霉病的少见类型，可单发或多发，大多数由烟曲霉引起，临床表现多样，常见于免疫功能正常的宿主，往往曾有过肺损伤或肺部疾病。曲霉结节易与肺癌、转移癌、隐球菌结节、结核球相混淆。

4、曲霉结节如何治疗？

对于无临床症状、影像学表明病灶稳定的曲霉结节，欧洲临床微生物与感染病学会（ESCMID）指南建议定期随访影像学检查、炎症标志物和烟曲霉特异性IgG，以早期发现疾病进展。对于有临床症状或者疾病进展期的患者，建议抗真菌治疗，首选的治疗药物为三唑类（如伏立康唑）。

作者：骆煜 黄英男

审核：胡必杰 潘珏

编辑：黄玲玲

本文首发于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感染团队（ID:zsgr2020），《医师报》已获授权发布，版权归原作者所有！

独自“广飘”十五年病情危重，好房东出钱、出力将其送医治疗

“如果不是房东，我可能就……他是我的救命恩人”独自坐在广安医院宽敞明亮病房里，年仅54岁却颇显孱弱的罗磊满脸感激。他独自来穗务工十多年了，身边并没有什么亲友。因近期生活略显窘迫，顽固的糖尿病加上一次胃肠型感冒、轻微脑中风，多日没有进食的他在白云区红星村出租屋内休克了。

好在上门探视的房东黄锡锋夫妇发现了不对，立即会同社区网格管理员和众邻里将其送到了医院，并为其先后垫资5500元积极救治。经过医院悉心治疗纠正血糖、电解质后，这个54岁的汉子方才转危为安，短暂调养后将回归社会。

房东黄锡锋和老罗在沟通治疗情况。

独自病倒在了出租屋内

如不及时送医有生命危险

罗磊独自从东北老家来穗务工多年，做过厨师、保安，工作、生活本算安稳。但失去最后一份保安工作后，他的收入开始变得不稳定起来。“也就是在居住地周围做些零散的体力活”。

麻绳专挑细处断！老罗前不久查出了空腹血糖较高的问题。收入稳定时，他也买了检测试剂、血糖仪定期检测血糖。“8以上的空腹血糖，每天都需要口服二甲双胍。后来试纸用完了，也就没有再去买来测了。”老罗告诉南都记者，他的糖尿病来自遗传，虽然明知要定期检测、随访和药物调整，无奈没有医保，近期又经济窘迫的他只能用最简单的药物维持着治疗。5月25日，他突然感到身体不适，出现呕吐、腹胀等症状，生活拮据的他并没有将这些症状放在心上，也未及时寻求医疗帮助。随后的几天时间里，他的病情开始逐渐恶化，突然在出租屋内头晕目眩、四肢乏力，不仅无力起来给自己弄点吃的，呕吐、腹胀等症状也越发严重。“到后来，只有打开房门让房间通风更顺畅一点才会略感好些。”

正值壮年的老罗多日不见行踪，加上出租屋又半开着，这引起了房东黄锡锋的重视。5月30日这天，正在上班的他委托太太、孩子特意去查看了一下老罗的近况。这一查看还真就发现了问题—已经多日没有进食的老罗，独自躺在出租屋单间里，气若游丝、几近虚脱。黄太太一面让孩子马上去买来了两份饺子，一面将情况告知了黄锡锋。

当时正在红星经济联社上班的黄锡锋，立即委托自己的同事和网格员、街坊前去帮助，将吃了两份饺子后仍面色苍白、无比虚弱的罗磊用电瓶车送到了广安医院进行治疗。本人更是很快就赶到了医院，与医护人员进行沟通。在得知老罗无力承受医疗费用且没有医保，在广州又没有亲友后，他主动承担了2000元的住院押金，并花500元请了一名护工全天候照料老罗。

“患者是因为胃肠型感冒出现的身体不适，加上长期的糖尿病管理不善，送医院时有较为严重的头晕头痛、四肢乏力，外加电解质紊乱引发的脱水、休克。”医院内一科张思泉医生告诉南都记者，随后更是查出了患者有明显的脑梗、动脉硬化等问题，如果得不到及时的治疗，在家里完全休克又得不到及时救治的话，随时有生命危险。“从晕倒到脑死亡只需要几小时，幸亏送医及时。”

经过医院的救治，罗磊的身体逐渐恢复，黄锡锋这才放下心来。

“比起钱来，生命更重要”

“我们家一共有24间出租屋，其中19间已经租出去了，老罗就是19户租户中的一员。除了屋主和租户之间的租赁关系，我们平时也就是遇见了礼貌的打招呼而已，并不特别熟悉”。

黄锡锋是红星经济联社的副主任，本身是一名最基层的工作人员，他告诉南都记者，独自在广州务工的老罗在他家租住已久，租的也就是一间单间，每月190元的月租老罗给的非常及时，从未拖欠。“十多年的租赁关系，本身就是缘分，我们这么多年来没有加过租金，双方关系融洽。”

罗磊生病后，黄锡锋多次与主管医生沟通罗磊的病情，在第一次缴交的费用用罄后，又毫不犹豫的为他垫付了3000元治疗费用。“这笔钱，他要是有心要还，我肯定也不会拒绝。但若不还，也就罢了。毕竟，比起这点钱来，生命更加重要。”

有了这个颇为典型的广东好房东的支援，在加上负责收治的广安医院进行的部分医疗费用减免和免费提供的三餐饮食，老罗的情况一天天好转，原本虚浮的四肢开始有力起来。

6月7日这天，罗磊达到了出院标准即将出院。黄锡锋特意早早地赶到医院，为即将出院的罗磊送上了粽子等应节礼品，并嘱托老罗好好康复、修养。“听说他想先回东北老家调养一段，我肯定支持，也希望他能养好身体后再考虑其他。”

黄锡锋告诉南都记者，他要是再来广州白云石井这边工作，还可以住我们家的出租屋。“不涨租金。”

采写：南都记者 王道斌 通讯员 邵建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