猫头鹰糖尿病(与猫头鹰一起检查糖尿病)

• 1、与猫头鹰一起检查糖尿病：如何冷静的进行嘲讽
• 2、美国最搞笑作家的环球吐槽之旅
• 3、关于睡眠，你要了解的“冷知识”

与猫头鹰一起检查糖尿病：如何冷静的进行嘲讽

作者： [美国]戴维•塞达里斯

译者： 郄一帆

出版社：上海文艺出版社

出版日期：2016年3月

内容简介：

戴维•塞达里斯以独特的视角带你踏上一场奇异刺激的世界之旅。从法国牙医的医术到澳洲笑翠鸟的进食习惯，到北卡罗来纳的超市，我们领略的是一位充满好奇心的旅行者所经历的荒诞与惊喜。他责备英国乡村人们乱扔垃圾的行为；惊叹于动物标本店里诡异的人类胳膊；毫不避讳地再现了自己做结肠镜检查的过程；回忆父亲吃晚餐时的不雅着装。他细腻地观察、机智地嘲讽、果断地批判，带着一贯自嘲和自省的幽默感，致力于令人捧腹的内容。

作者简介：

戴维•塞达里斯（1956- ），美国幽默作家、编剧、喜剧演员。1994年，他出版第一部作品《酒桶热》。次年，他在电台节目《美国生活》中做客，并为《时尚先生》和《纽约客》写稿。2001年，塞达里斯成为第三位瑟伯幽默文学奖得主，《时代》杂志称他为“2001年最佳幽默作家”。 2004年，他获得格莱美奖最佳有声读物专辑和最佳喜剧专辑提名。塞达里斯已出版《甩不掉的尴尬》《冰上假日》《说得美》等多部作品集。

【精彩书摘】

无国界牙医

在关于美国医疗制度的争论中，有个问题一直困扰着我——针对公费医疗及其必然的低效率无休止的讨论。加拿大的医疗计划被比作种族灭绝，但欧洲的相关政策比这还要糟糕，那里的病人们只能躺在肮脏不堪的简易床上，翘首企盼某人发明出阿司匹林。我不清楚那些人是如何得知这些信息的，但就我过去十三年在法国断断续续的经历而言，情况十分不错。在巴黎，医生出诊一次的费用约五十美元。之前我患上肾结石时，本想预约一次，但苦苦等待十分钟是完全无法接受的，于是我乘地铁来到了最近的一家诊所。那时我们的公寓恰好位于市中心，无需舟车劳顿便可办好大多数事情。街角就有一家药店，两个街区以外则是我的内科医生梅迪奥尼大夫的诊所。

星期六早上我打过两次电话，梅迪奥尼大夫亲自接听的，让我马上过去。这种就诊的费用差不多也是五十美元。上次我去看病时，一道红色的闪电将我的左眼球一分为二。

医生检查了一会儿，然后坐回桌子后面。“我要是你就不会担心，”他说，“像这样的情况，一两天就会消失的。”

“那它是从哪里来的呢？”我问道，“我怎么会得这个？”

“我们是如何得到大多数东西的呢？”他反问道。

“买来的？”

那之前还有一次，我躺在床上，发现右侧肋骨下方有一个肿块。活像一只蘸了芥末的鸡蛋塞到皮肤底下。我脑子里只有一个念头——癌症！打了一通电话，过了二十分钟，我已经拉起上衣躺在检查台上了。

“噢，没事的，”医生说，“一个小小的脂肪瘤。狗狗经常长这种东西。”

我立刻想到了其他长在狗狗身上，但我并不想要的东西：比如，残留趾、钩虫。“可以把它切掉吗？”

“可以切掉，但为什么呢？”

听他的语气，似乎这是个徒劳、愚蠢的念头。“你说得没错，”我告诉他，“我只需要把泳衣提得更高一点。”

当我问起肿瘤是否会变大时，医生轻轻捏了它一下。

“变大？当然有可能。”

“会变得很大吗？”

“不会。”

“为什么？”我还是不死心。

他的语气突然显得有些疲倦：“我不知道。为什么大树碰不到天？”

梅迪奥尼大夫的诊所设在一栋十九世纪建筑的三层，大楼看上去十分漂亮。每次离开时我总在想，“稍等一下，墙上有他的执照吗？‘大夫’会不会只是这家伙的名字？”并非他不关心病人，而是我期待听到“会没事的”以外的话。就像他说的，那道闪电后来消失了，而我也遇到了好几十个脂肪瘤患者，他们都活得好好的。也许我们美国人都喜欢小题大做吧，但我还是希望医生能够严肃对待。“我做了一些检查，”我希望他这样说，“得知你所患的是双侧神经节下沉，或者，用外行话说，肾膈膜的颈动脉撕裂。狗狗经常得这种病，甚至为此丧命。所以我希望咱们彼此都能高度重视。”

就为了花掉的五十美元，我本想哭着离开诊所，结果出来时却像个抑郁症患者。我虽然是个药罐子，但注定与抑郁症无缘。如果说我的法国内科医生有点扫兴，那么我的法国牙周病医生就给力多了。对于吉格大夫，我全是溢美之词，正是他将我的牙龈从地狱深渊中拉了回来。在我们长达十年的医患关系中，他为我动过两次手术。去年，他为我拔了四颗下门牙、钻了颚骨，还补了两次牙。开始时，他让我坐好，然后仔细为我解释手术流程，用了不少大词，足以让我感到自己的不幸和重要性。“我将在星期二早上九点为你动手术，最多需要三个小时，”他慢慢解释道——说的是法语，就像往常一样，“当晚六点，你要到牙科诊所去接受暂时植入，但我还是建议你那一整天都不要安排活动。”

回家时我向男朋友休抱怨：“我少了四颗牙，他觉得我还能去哪儿呢？”

有关手术和会诊的事我会去找吉格大夫，但一年两次的定期深层清洁则由他的助手负责——一位女士，巴拉斯大夫。她在我嘴里干的事无法形容，因为我光顾着出汗了，每次回家前不得不到洗手间换上事先准备好的干净衣服。“哦，塞达里斯先生，”她笑着说，“你真像个小孩子。”

一年前，我来到牙科诊所后就告诉她，自从上次就诊以来每晚都坚持使用牙线。我本以为这能招来几句赞美——“你真是太用心了，真有毅力！”——结果她说：“咳，其实没必要。”

与此同时，我开始就自己牙齿间的缝隙发起了牢骚。“年轻时我也做过牙齿矫正，但也许应该再做一次了。”我对她说。一位美国牙医听到这些会给我介绍一位正牙医生，但在巴拉斯大夫看来，是我又开始小题大做了。“我们法国人把那叫做‘好日子牙齿’，”她解释道，“你到底因为什么想去矫正呢？”

“呃，因为我可以用浴袍的腰带代替牙线了？”

“喂，”她马上回应道，“别再提牙线的事了。晚上干点别的多好。”

我猜这就是所谓的好日子吧。

美国最搞笑作家的环球吐槽之旅

戴维·塞达里斯（1956- ），时代杂志评其为“年度最佳幽默作家”，塞达里斯常年为《时尚先生》和《纽约客》写稿，20年来致力于使广大读者捧腹大笑的伟大事业，2001年，塞达里斯成为美国唯一颁给幽默文学的奖项“瑟伯幽默文学奖”的第三位得主。

一张正经的作家照片

再来一张不那么正经的（左）

作为一个希腊裔美国人，塞达里斯过去的许多幽默笑料，常常来自于他自身的生活经历：关系不正常的家庭生活、同性恋、生活在国外的美国人，怪异景点探险。在他的随笔集《与猫头鹰一起检查糖尿病》中，过去的这些笑料被以不同的角度重新翻出呈现。

乍一看书名让人一头雾水，猫头鹰和糖尿病有什么关系？

看一下目录：澳大利亚笑翠鸟的饮食习惯以及北卡罗来纳独特的荒凉，这是一本自然科学集？再读：法国牙医的危险和北京公众澡堂的卫生，社会学研究报告？机场安检难题与日语学习磁带的故事，更加一头雾水。

听了作者大卫·塞达里斯的名头，可能就比较能理解“同辈中最杰出的幽默作家”。

他的幽默作品已经畅销了20多年，在这本随笔集中，依然可见他常写的主题，如美国人的国外生活、不正常的家庭事务、怪异景点探险。他到了英国乡村，责备他们乱扔垃圾的习惯；在一个动物标本剥制师的商店里，惊人地见到了人类的手臂。他搞笑，更常思考：在描写吃的奇怪的外国人（说话奇怪的英国人）、穿着内裤大口喝酒的父亲以及他和伴侣在世界各地的旅程的篇目中，大卫巧妙地转换成别人的语气和视角，抱怨着自由、道德，大而言之西方文明，在巴拉克·奥巴马掌权之后逐渐衰落。

他的旅行不只是对风土人情的探索，也包括对自身的探索，在书中就毫不避讳地再现了自己做结肠镜检查的过程。他细腻地观察着，幽默地描写着，理智地讽刺着，捧腹之时，才发现，他笑的不仅是他自己，也是你我。

今天，我们一起来读其中一篇有趣的内容，在孜孜不倦的治牙之路上，你总能遇到同病相怜的病友，比如亲爱的戴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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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国界牙医

作者 I 戴维·塞达里斯（David Sedaris）

选自 | 《与猫头鹰一起检查糖尿病》

在关于美国医疗制度的争论中，有个问题一直困扰着我——针对公费医疗及其必然的低效率无休止的讨论。加拿大的医疗计划被比作种族灭绝，但欧洲的相关政策比这还要糟糕，那里的病人们只能躺在肮脏不堪的简易床上，翘首企盼某人发明出阿司匹林。我不清楚那些人是如何得知这些信息的，但就我过去十三年在法国断断续续的经历而言，情况十分不错。在巴黎，医生出诊一次的费用约五十美元。之前我患上肾结石时，本想预约一次，但苦苦等待十分钟是完全无法接受的，于是我乘地铁来到了最近的一家诊所。那时我们的公寓恰好位于市中心，无需舟车劳顿便可办好大多数事情。街角就有一家药店，两个街区以外则是我的内科医生梅迪奥尼大夫的诊所。

星期六早上我打过两次电话，梅迪奥尼大夫亲自接听的，让我马上过去。这种就诊的费用差不多也是五十美元。上次我去看病时，一道红色的闪电将我的左眼球一分为二。

医生检查了一会儿，然后坐回桌子后面。“我要是你就不会担心，”他说，“像这样的情况，一两天就会消失的。”

“那它是从哪里来的呢？”我问道，“我怎么会得这个？”

“我们是如何得到大多数东西的呢？”他反问道。

“买来的？”

那之前还有一次，我躺在床上，发现右侧肋骨下方有一个肿块。活像一只蘸了芥末的鸡蛋塞到皮肤底下。我脑子里只有一个念头——癌症！打了一通电话，过了二十分钟，我已经拉起上衣躺在检查台上了。

“噢，没事的，”医生说，“一个小小的脂肪瘤。狗狗经常长这种东西。”

我立刻想到了其他长在狗狗身上，但我并不想要的东西：比如，残留趾、钩虫。“可以把它切掉吗？”

“可以切掉，但为什么呢？”

听他的语气，似乎这是个徒劳、愚蠢的念头。“你说得没错，”我告诉他，“我只需要把泳衣提得更高一点。”

当我问起肿瘤是否会变大时，医生轻轻捏了它一下。

“变大？当然有可能。”

“会变得很大吗？”

“不会。”

“为什么？”我还是不死心。

他的语气突然显得有些疲倦：“我不知道。为什么大树碰不到天？”

梅迪奥尼大夫的诊所设在一栋十九世纪建筑的三层，大楼看上去十分漂亮。每次离开时我总在想，“稍等一下，墙上有他的执照吗？‘大夫’会不会只是这家伙的名字？”并非他不关心病人，而是我期待听到“会没事的”以外的话。就像他说的，那道闪电后来消失了，而我也遇到了好几十个脂肪瘤患者，他们都活得好好的。也许我们美国人都喜欢小题大做吧，但我还是希望医生能够严肃对待。“我做了一些检查，”我希望他这样说，“得知你所患的是双侧神经节下沉，或者，用外行话说，肾膈膜的颈动脉撕裂。狗狗经常得这种病，甚至为此丧命。所以我希望咱们彼此都能高度重视。”

就为了花掉的五十美元，我本想哭着离开诊所，结果出来时却像个抑郁症患者。我虽然是个药罐子，但注定与抑郁症无缘。如果说我的法国内科医生有点扫兴，那么我的法国牙周病医生就给力多了。对于吉格大夫，我全是溢美之词，正是他将我的牙龈从地狱深渊中拉了回来。在我们长达十年的医患关系中，他为我动过两次手术。去年，他为我拔了四颗下门牙、钻了颚骨，还补了两次牙。开始时，他让我坐好，然后仔细为我解释手术流程，用了不少大词，足以让我感到自己的不幸和重要性。“我将在星期二早上九点为你动手术，最多需要三个小时，”他慢慢解释道——说的是法语，就像往常一样，“当晚六点，你要到牙科诊所去接受暂时植入，但我还是建议你那一整天都不要安排活动。”

回家时我向男朋友休抱怨：“我少了四颗牙，他觉得我还能去哪儿呢？”

有关手术和会诊的事我会去找吉格大夫，但一年两次的定期深层清洁则由他的助手负责——一位女士，巴拉斯大夫。她在我嘴里干的事无法形容，因为我光顾着出汗了，每次回家前不得不到洗手间换上事先准备好的干净衣服。“哦，塞达里斯先生，”她笑着说，“你真像个小孩子。”

一年前，我来到牙科诊所后就告诉她，自从上次就诊以来每晚都坚持使用牙线。我本以为这能招来几句赞美——“你真是太用心了，真有毅力！”——结果她说：“咳，其实没必要。”

与此同时，我开始就自己牙齿间的缝隙发起了牢骚。“年轻时我也做过牙齿矫正，但也许应该再做一次了。”我对她说。一位美国牙医听到这些会给我介绍一位正牙医生，但在巴拉斯大夫看来，是我又开始小题大做了。“我们法国人把那叫做‘好日子牙齿’，”她解释道，“你到底因为什么想去矫正呢？”

“呃，因为我可以用浴袍的腰带代替牙线了？”

“喂，”她马上回应道，“别再提牙线的事了。晚上干点别的多好。”

我猜这就是所谓的好日子吧。

巴拉斯大夫有一位生病的母亲和一只叫安迪的长毛猫。当我大汗淋漓、嘴巴大开地躺在那里时，她将电钩穿过了我的牙龈线，并且在下一次就诊前时常关心我的情况。我离开时满嘴鲜血，但仍然期待着下次会面。与休一样，她和吉格大夫都站在我一边，虽然我们还算不上朋友，但如果我因为脂肪瘤而丧命，他们一定会想念我的。

我的牙医格拉纳大夫也是如此。他并不负责制作假牙——那是口腔修复科医生的工作——但他要比对模具，确保与我的牙齿贴合。这一工作是通过2011 年冬天的五次就诊完成的。我每周都会来到他的诊所，躺在躺椅上，把嘴张开。他每过五分钟就会问一次“Ça va？”，意思是“没事吧？”。然后我会发出门铃般的声响作为回应，“嗷—嗯”。

安装假牙分两个步骤。起先安装的临时牙齿短而粗，也没有颜色。第二次安装的则精致很多，而且为了与旁边的牙齿搭配，经过了染色或涂色。我的四颗门牙义齿是连成一体的，用螺丝刀固定在应有的位置上。牙齿会影响咬合，位置必须十分准确，所以牙医会先试装，再取出来进行微调。放进去，拿出来。周而复始。到了这个阶段，所有的痛苦都要由我独自承担，于是我安静地躺在那里，努力当一个好病人。

格拉纳大夫在天花板附近装了一台小电视，但没有声音，每次我去就诊时电视都会调到法国旅游频道——频道的名称叫做“旅行”。有一次，我看到一群山区居民在装饰一头牦牛。他们并没有把灯泡挂到牦牛身上，但除此之外看上去十分有趣：彩带、铃铛，还有犄角尖端的银色护套。

“没事吧？”

“嗷—嗯。”

另外一周来就诊时，我们跟随节目来到了非洲，当地的一家五口挖开地面，发现了一个老鼠洞。这时格拉纳大夫的助手进房间来问了一个问题，等我的视线转回屏幕时，那些老鼠已经被剥了皮，用削尖了的木棍串起，活像印度烤肉串。然后我又被其他事情分了神，等再次抬起头时，那家非洲人已经在篝火上烤老鼠肉了，边烤边用手撕肉吃。

“没事吧？”格拉纳大夫问道，我举起手，这是国际通用牙医手势，表示“我有重要的事情想说”。他从我嘴里拿出螺丝刀，而我则用手指着屏幕。“Ils ont mange des souris en brochette 。”我对他说道，这句话的意思是“他们在吃老鼠肉串”。

他抬头看了看小电视，“噢，是吗？”

格拉纳大夫是旅游频道的忠实观众，对该场面丝毫不感到吃惊。他见过太多次了，而且自己也常到世界各地旅行。吉格大夫也是一样。巴拉斯大夫最近则没去过什么好玩的地方，但考虑到她母亲的状况，她又怎么走得开呢？领教了我生活中的各位牙科专业人员，你一定会觉得我的牙齿状况不错，就算不能咬碎玉米穗，也能从鸡骨头上把肉撕下来，但这些事情在最近几年内都是不可能发生的，得等我的两颗门牙以及旁边的侧门齿固定下来才行。“但这些事情都结束后，我还是得定期来诊所，对不对？”我对吉格大夫说，几乎慌了手脚，“我的牙龈病还没有治好，是吗？”

我已经由起初的躲避牙医和牙周病医师，发展到了偷偷跟踪他们，并非追求如同好莱坞明星一样的完美牙齿，而是因为我喜欢待在他们身边。我愿意待在他们的候诊室里，也喜欢堆满了《加拉》（Gala）和《费加罗》（Madame Figaro）杂志的咖啡桌。我喜欢听他们在高密度聚乙烯合成纸口罩后面说含糊不清的法语。无论我嘱咐过多少次，他们就是不肯叫我“戴维”。我永远都是“塞达里斯先生”，这并非在称呼我的父亲，而仿佛是在称呼我们家族欧洲大陆上的矮小祖先。下颚有四颗假牙的塞达里斯先生。有好日子牙齿的塞达里斯先生，他出汗多到每次离开诊所时都能轻两公斤。那就是我，明明指着洗手间，却问接待员我能否用一下猫砂盆；换好干净衣服后信步走下楼梯，脸上带着苦乐参半的微笑，嘴里还有治疗时留下的鲜血，但已经开始计算下次来就诊的时间，迫不及待地回到这古怪的、社交的怀抱。

- End -

以上内容摘自2016年3月出版的《与猫头鹰一起检查糖尿病》，未经授权请勿转载

《与猫头鹰一起检查糖尿病》

[美国]戴维·塞达里斯 著

郄一帆 译

99读书人/上海文艺出版社

2016年3月出版

—九久读书人—

专注外国文学与优秀中文作品的出版品牌

微信号：book_99read | 微博：@99读书人

关于睡眠，你要了解的“冷知识”

3月21日是第20个世界睡眠日，今年睡眠日的主题是“动静结合，健康睡眠”。充足的睡眠、均衡的饮食和适当的运动，是国际社会公认的三项健康标准。你知道吗？从睡眠周期和习惯来看，人与人之间存有差异，有百灵鸟型、蜂鸟型、猫头鹰型等分型。你属于哪一种睡眠类型？每人每天都需要睡足8小时吗？关于睡眠还有哪些“冷知识”？ 人与人存在“社会时差” 我们经常被告知，正常人每天需要7-8小时的睡眠时间。许多人产生了一种心理暗示，认为自己没睡足这些时间就是睡眠不好。其实，每个人体内都有自己独特的生物钟，人类对睡眠的需求有很大的个体差异性。 物理学家爱迪生是短睡眠的实践者，紧张工作时他每天睡3-4次，每次仅30分左右，每天总共只睡1.5-2小时。同样是物理学家的爱因斯坦，每天都要睡10小时以上。对睡眠时间需求不同的人，其实存在“社会时差”。 “社会时差”这一概念最早由德国慕尼黑大学学者蒂尔·罗恩内伯格提出。他研究发现，工业化社会中，超过一半的人口可能有着与我们普遍认为的正常作息时间所不相符的昼夜节律。这些人中，一部分是百灵鸟型，一部分是猫头鹰型，还有一些人是生理节律相当标准却因倒班或出差被打乱。 顾名思义，百灵鸟型的人早睡早起，晚上9点—10点睡觉，早上5点起床；猫头鹰型，俗称“夜猫子”，晚睡晚起，往往在12点后睡，甚至更晚，早上九十点之后起床；蜂鸟型，属于正常作息，晚上10点、11点左右睡觉，早上7点左右起床，偶尔早起或者熬夜。据不完全统计，17%的人属于百灵鸟型，33%的人属于猫头鹰型，剩下的50%则属于蜂鸟型或混合型。 苏黎世大学斯蒂文·布朗实验室和柏林夏利特医院阿希姆·克雷默研究组的研究人员，曾对11名百灵鸟型和17名猫头鹰型的志愿者进行了问卷调查，并对他们皮肤细胞里的BMAL1基因表达的分子活动节律进行了测量。他们发现，一部分百灵鸟型的人，其细胞昼夜周期比猫头鹰型的短，但他们同时也发现，大约一半的百灵鸟型和猫头鹰型有正常的昼夜周期长度。 罗恩内伯格等研究者认为，百灵鸟型或猫头鹰型的睡眠方式本身不是问题，时间类型对健康没有任何影响，有影响往往是因为日常生活节奏违背了体内的生物钟。如果百灵鸟型和猫头鹰型的人必须按照人类社会的标准时间工作和生活，他们就会遇到失眠或睡眠不足等问题。 “超级百灵鸟”有烦恼 如今，熬夜似乎变得很流行，尤其是疫情期间宅在家里，不少人变成了“猫头鹰”。可是，也有一些人并非因为自律而不熬夜，而是他们原本就属于早睡早起模式的“百灵鸟”。对“猫头鹰”们来说，“百灵鸟”们就如大神一般的存在。 百灵鸟型是每天醒得很早的一群人，而且是自然早醒。这些人体内的“睡眠生物钟”会在早上5点半甚至更早的时候唤醒他们。科学家发现，早起有诸多好处。百灵鸟型比其他人更容易醒来，他们甚至在周末也不睡懒觉，与经常熬夜的人相比，早起早睡的人患糖尿病和心脏病等比例更低。 然而，有一种“超级百灵鸟”，他们早睡早起却带来了很多烦恼。睡眠研究发现，百灵鸟型往往在晚上八九点就需要上床睡觉。可是，他们的睡眠周期往往被打破。 西北大学神经学家萨布拉·艾伯特发现，她的一些患者的自然睡眠时间是从晚上7点到凌晨3点，但由于工作和家庭责任，他们很少能在晚上10点之前上床睡觉。被迫晚睡后，他们在凌晨3点以后醒来就无法入睡，于是第二天也要承受睡眠被剥夺的痛苦。 加州大学旧金山医学院神经病学教授路易斯·帕特西克，20年前接触了一位69岁的患者。这位老太太常在凌晨1点到2点醒后就再也睡不着了。而在她30多岁时，她通常也是睡到4点醒来后就再也无法入睡。教授持续了多年的研究表明，像老太太这种“超级早起睡眠类型”并不罕见，很多人的身边可能都有这样的案例。 不少“百灵鸟”对自己的早起习惯很不满意。帕特西克教授的患者就曾告诉他，在又冷又黑的冬夜里，家人都在沉睡，而她却早早醒来，有时候，她不得不在凌晨4点用真空吸尘器打扫卫生来打发时间。她有一位已是成功商人的亲戚，也是这种极端早起者，但他很享受自己的这种睡眠习惯，因为他喜欢在凌晨3点半或4点到24小时健身房锻炼，他认为早起对自己很有好处。 睡眠研究专家认为，对于“超级百灵鸟”，他们的作息规律并没有问题，只有当事人自我感觉不好的时候，它才会成为一种睡眠问题。 所以，每个人都是不同的，遗传学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我们是谁”，对“你”有益的未必对“我”也有益。在睡眠习惯上，每个人不用照搬“平均值”，只要找到符合自己身体作息的睡眠周期就好。 “做梦睡眠”占了近1/4 除了睡眠时长，许多人判断睡眠质量好坏的标准还有“做不做梦”。如果早上不是伴随着梦境醒来，会认为睡眠质量不错。如果早上醒来，有一种“一晚上都在做梦”的感觉，心情似乎也会受到影响。 没有梦的睡眠才是好睡眠吗？其实不然。梦与睡眠一样，都是人体必需的。 人类正常睡眠分两个阶段，从入睡期、浅睡眠期、中度睡眠期到深度睡眠期，这是“非做梦睡眠”，随后是“做梦睡眠”，这两个阶段交替出现。据睡眠研究人员发现，一般睡眠每夜有4—6个交替周期，做梦睡眠占整个睡眠的20%—25%。在最后一个睡眠阶段，我们要经历1个小时左右的快速眼动睡眠，也就是说，你早上醒来之前有一个多小时，大部分时间都在做梦。 发表在《心理学前沿》杂志上的一项研究表明，如果一个人在一个梦之后立即醒来，他们更可能会记住刚刚做过的梦。如果你感觉一夜无梦，那说明你很可能是在做梦后很长时间才醒来。 可见，每个人每夜都会反复做梦，做梦是脑的正常功能的表现，它不仅无损于身体健康，而且能维持脑的功能。梦是人在不清醒状态下精神活动的延续，有时甚至带来灵感，激发创作。近代英国作家史蒂文森因为梦境写出了《吉基尔博士和海德先生传奇》，心理学界将吉基尔博士和海德先生引为双重人格的典型范例。 陌生环境下大脑一半还醒着 关于睡眠，还有一些有趣的研究。 你是否有过这样的感受：睡在陌生地方的第一个晚上，通常都睡不好。一项刊登在期刊《当代生物学》的研究指出，人在陌生环境睡觉时，会有一半的大脑保持清醒，这将有助于解释为什么人类在陌生地方睡醒后仍会觉得疲倦。 研究同时也指出，鸟类和海洋哺乳动物也会让一半的大脑保持清醒警戒四周，人类在这点上与它们类似。美国布朗大学认知、语言和心理学副教授佐佐木勇香的研究发现，人睡在陌生环境的第一天，左脑似乎通常比右脑还要清醒。不过，一旦过了第一晚，左右大脑的差异就会慢慢消失。 近来，还有一些研究发现，女性深度睡眠时间长，身体更健康。一些研究人员认为，睡眠模式的差异，可能有助于解释为什么女性通常比男性长寿。匹兹堡大学精神病学、临床医学的一项研究发现，女性平均睡眠时间比男性长。晚上睡觉时，女性通常比男性睡得更深，醒得更少。对于睡眠不足引起的一些症状，女性的耐受性也比男性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