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糖尿病与背疽(糖尿病与背疽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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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达真死于吃蒸鹅?他患的背疽究竟是什么病?

“《明史》立传多存大体,不参校他书,不知修史者斟酌之苦心也。如《龙兴慈记》,徐达病疽,帝赐以蒸鹅,疽最忌鹅,达流涕食之,遂卒。是达几不得其死,此固传闻无稽之谈。”

这是清代著名学者赵翼在《二十二史札记》中做出的研判,认为民间盛传的“徐达患背疽,朱元璋赐发物蒸鹅,致徐达病情恶化而死”是“无稽之谈”。

历史学家陈梧桐先生指出,赵翼引书有误,《龙兴慈记》并无相关记载,倒是《翦胜野闻》中提到:“徐魏国公达病疽,疾甚,帝数往视之,大集医徒治疗。且久,病少差(通瘥),帝忽赐膳,魏公对使者流涕而食之,密令医工逃逸。”并没说赐的是什么膳。倒是《皇明传信录》称赐膳中“有马肉焉”,致徐达病死。

引书错误之外,“疽最忌鹅”是赵翼的发挥。

中医认为鹅肉性平味甘,入肺、脾经,能益气补虚、和胃止渴,用来治疗虚羸、消渴。《饮膳正要》称“鹅味甘平,无毒,利五脏”,《随息居饮食谱》称它“能解铅毒”“补虚益气”,对背疽患者来说,鹅肉是滋补佳品,怎成杀人利器?

值得注意的是,《本草纲目》中认为:“鹅气味俱厚,发风发疮,莫此为甚,火熏者尤毒,曾目击其害。”

历代食鹅均不称有毒,李时珍是如何“目击其害”的?徐达真死于吃蒸鹅?他患的背疽,究竟是什么病?凡此种种,值得钩沉。

朱元璋两年前就下过套

徐达(1332年-1386年),字天德,钟离(今安徽凤阳东北)人,22岁起跟随朱元璋。1367年,徐达任征虏大将军,率大军北取燕京,此后镇守北疆多年。

徐达

朱元璋早期在红巾军中非首领,密结24将为班底,即“濠州旧将集团”,其中便有徐达。

一次,红巾军首领郭子兴与孙德崖冲突,郭扣留孙德崖,孙的属下也扣留了郭子兴的女婿朱元璋。情势危急,徐达亲往孙营,以自己换朱元璋,朱得以脱难。所以朱元璋特别信任徐达。

明朝首次分封,“濠州旧将集团”除战死者,余皆封侯,占全部受封者的1/3。徐达被封为魏国公(六国公之一),成“开国第一功臣”。

徐达出身贫农,文化程度低,统兵后常“延礼儒士,说古兵法”“单车就舍,延礼儒生,谈论终日”,使他从一介武夫成长为将才,进而成长为帅才。

朱元璋说:“今诸将非不健斗,然能持重有纪律,战胜攻取,得为将之体者,无如大将军(徐)达。”

朱元璋对徐达也有猜忌。

洪武十七年(1384 年),“太阴数犯上将,上(朱元璋)心恶之,召王(徐达)还,尝留王夜饮,命左右强使之醉”,留徐达睡在皇帝的床上。半夜酒醒,徐达马上起身,“北面四拜三叩头而出”,朱元璋“闻之喜,自是疑心稍释矣”。

徐达一生谨慎,关键时做出了正确反应。朱元璋杀李善长前,也是“会有言星变,其占当移大臣”。

朱元璋晚年多疑,官员“一授官职,亦罕有善终者”。由此看,两年后徐达暴毙,确有些蹊跷。

“发物”满天飞

在传说中,让徐达暴毙的食物有鲤鱼羹、马肉等,蒸鹅说似乎清代才出现。三者都被视为“发物”。

“发物”说或源于唐代孙思邈,《备急千金要方》中称:“凡诸恶疮瘥(chài,意为病愈)后,皆百日慎口,不尔即疮发也。”“发物”即让疾病发作的食物。可谁是“发物”,却是笔糊涂账。海鲜、鹅、羊肉、鸡、杨梅、猪肉、胡椒、黑豆、荞麦等都曾被记为“发物”,连黄瓜也算“发物”。

“发物”可能指三种食物:

其一,引发口干、发热的食物,如韭菜、鸡肉、蛋类等。

其二,让人过敏的食物,如大豆、牛奶、花生等,甚至面粉也能引起过敏反应。

其三,刺激性食物,如辣椒、胡椒、大蒜等。

古人未具体分类,只要造成过不良反应,都算“发物”,结果是“发物”满天飞,让人无所适从。

以过敏为例,与个人体质密切相关。同种食物,有人反应强烈,有人毫无感觉。对黄瓜过敏者,吃黄瓜会呼吸困难、皮肤湿疹、腹泻;对面粉严重过敏者,甚至脸上的肉都会掉下来。从DNA看,人类体质分400多种,单一说“发物”有害,有悖科学。

“发物”的概念混乱,则对“发物”的禁忌也常出错。比如鸡肉、羊肉、黄鱼,一直被视为“发物”,遭患者忌惮。实验表明,母鸡肉对肝癌患者的抑瘤率达39.9%,羊肉是35.2%,黄鱼则是﹣26.3%(不同实验结果不同,此数据仅供参考,非定论),可见,“发物”和“发物”也不是一回事。

不过,鲤鱼、马肉一直名声欠佳,鹅肉倒很少被牵扯进来。

抢民田被说成下棋赢的

在《明史》中,对“徐达之死”的记载是:“(元至正)十七年(1385年),达在北平病背疽,稍愈,帝遣达长子辉祖赍敕往劳,寻召还。明年二月,病笃,遂卒,年五十四。”

《明史》写于清代,如徐达真是被朱元璋害死的,作者没必要隐讳。从以上记录中,无谋害的痕迹。

其实,“朱元璋用食物谋害徐达”一说,可能与徐达后代编造谎言有关。

据学者胡箫白《莫愁湖与南京徐氏》一文钩沉,朱元璋曾提出将自己的“旧邸”赠给徐达,徐达坚不敢受。徐达去世后,徐达的儿子们在靖难之役中立场相反:

大儿子徐辉祖率军抵抗,南京失陷后,仍视朱棣为反贼,被削爵,但朱棣后来恢复徐家爵位,给了徐辉祖之子。

四儿子徐增寿则暗中给朱棣军通情报,被建文帝所杀。朱棣登基后,将徐增寿后代迁至北京。

徐家是“洪武诸功臣”中,唯一子嗣“分居两京”的。

明朝中枢迁到北京后,南京徐家开始违反明初“勋禁夺田”的禁令,豪夺民间土地。徐达的玄孙徐俌甚至扩张到无锡,一度下狱,他的弟弟徐天赐和他的小儿子徐鹏举更狠,干脆占据莫愁湖,建成“东园”。为掩人耳目,徐天赐编造出“徐达下棋讨朱元璋开心,赢得莫愁湖”的谎言,还特意建了胜棋楼。

明代中后期,士大夫阶层对明初残暴颇有反省,认为朱元璋是造成明代种种问题的祸首,致“胜棋楼”的故事与“徐达被害死”相互勾连,广泛传播。不过,初期未提蒸鹅,而是泼污于马肉、鲤鱼。

明代食鹅风气盛

中国可能是世界上最早人工养鹅的国家(中国家鹅从鸿雁驯化而成,欧洲家鹅从灰雁驯化而成,二者迥异),明代则堪称中国食鹅的最高峰。

据王赛时先生钩沉,中国自汉代即喜食鹅,《盐铁论》称:“今富者……春鹅秋鶵(音如雏,意为雏鸟),冬葵温韭。”

贾思勰在《齐民要术》中记两种烹法:一是“缹(音否)鹅”,一是“捣炙法”。缹即蒸,捣炙是烤鹅肉串。可见,最迟到北魏,已有蒸鹅。

唐代皇家设专门机构养鹅,即“钩盾署,掌薪炭鹅鸭。”

在李时珍之前,少有人称鹅是“发物”,可能是鹅肉贵,人们不常吃。宋人赵叔向在《肯綮录》中说:“今自淮而北极难得鹅,南渡以来。虏人奉使,必载之以归。予谓晋宋以前,虽南方亦不多得,唐时价每只犹二三千。按晋宋南方亦不易得鹅,则鹅之价必不减于唐时。”

明代食鹅之风突盛。

祝允明在《野记》中说:“(成化皇帝)御膳日用三羊八鹅。孝宗即位,减,羊一鹅三。”末代皇帝崇祯与皇后每月吃斋10次,“嫌膳无味”,御厨把蔬菜塞入鹅中,煮熟后取出,用酒洗净,再用麻油做成菜,帝后“遂甘之也”。

明代鹅价也贵,一只相当于10多斤猪肉。据沈榜《宛署杂记》记“乡饮酒礼”菜品:“上席六桌,每桌用猪肉八斤,羊肉八斤,牛肉八斤,大鹅一只,鲜鱼一尾。”而“中上席”则以鸡易鹅,可见,吃鹅相当于今天人追捧的奢侈品,是身份的象征,属贵宾专享。

鹅肉渐被鸡肉替代

据《宛署杂记》,明代一只鹅值银一钱八分,当时两石大米(约380斤)也才一两银子。隆庆三年(1569年),海瑞升任都察院右佥都御史后,定《督抚条约》三十六条,其中一条是:“本院别处下程,止鸡、肉、鱼、小瓶酒等件,不用鹅。”

明朝人多吃鹅肉,但鹅肉的缺点渐渐暴露——太肥。

清代美食家李渔说:“(鹅肉)无他长,取其肥且甘而已矣。肥始能甘,不肥则同于嚼蜡。”明代菜谱《易牙遗意》中记“盏蒸鹅”,明确要求“用肥鹅肉”。

鹅肉本是高蛋白、低脂肪的白肉,但为了口味,明人刻意选育肥鹅(固始鹅),鹅肉含脂率是20%,超过羊肉的14.1%。不过,鹅肉脂肪中66.3%是不饱和脂肪酸,亚麻酸含量达4%,属较健康的肉类。

明人吃鹅肉法不合理,明末京城盛行“烧鹅掌”,将鹅放入铁笼,下用炭火,鹅掌受热后膨大数倍,再割食,残忍且营养不均衡。

明代食鹅风到清初尚存,渐被较健康的鸡替代。

为平衡“鹅肉无毒论”和“鹅肉有毒论”,《本草求真》使用调和的观点,称鹅肉性凉,体热者“可以解五脏之热,于服丹之人最宜者”,而患疮毒者“其病多湿热”,鹅肉会增加体内湿气,加重病情。

此说也不靠谱。从现代医学看,创伤愈合分渗出、纤维组织形成和疤痕收缩三阶段,都需保证蛋白质的摄入,鹅肉的蛋白质含量高,有利于伤口愈合。

常吃脂肪含量高的食物,不利于慢病患者。徐达的背疽可能是患了糖尿病的表征,不应多吃蒸鹅,但吃一次就死,未免太夸张。

徐达可能没得背疽

《明史》称徐达死于背疽(又称发背,因患者手臂反搭才能摸到患处,又称“搭背”),《备急千金要方》称:“人皆初不以为事,日渐长大,不过十日遂至于死。”

学者潘务正在《“疽发背而死”与中国史学传统》中,统计二十四史及《清史稿》中患背疽而死者,多达57人,从西楚军师范增,到三国刘表、曹休,及唐代孟浩然、张守珪,宋代王雱、宗泽,明代徐达、杨一清、仇鸾,清代姚启圣、张曜等,几乎无代不有。

背疽这种小病为何也能死人?

今人多用“古代无消炎良药”解释,其实烈酒、黄豆粉、蒜等的消炎效果极佳,且价廉易得。古人治背疽,常用针灸将一瓣蒜插在患处,效果可观。

潘务正先生提出一个有趣的见解:在古代历史书写中,患背疽有悲壮的含义,是史笔表达“隐”的方法。

在正史中,患背疽而死的人大多壮志未酬、胸怀忧愤,比如孟浩然,初在张九龄幕中还算愉快,“与之唱和”,一年多后,诗中便出现“羞逐府寮趋”“从禽非吾乐,不好云梦田”等句。

患背疽后,他辞职回乡,一度“病愈”,恰好王昌龄来访,酒后孟浩然因“食鲜疾动”去世。

最离奇的是唐将韩简,《实录》称他“为部下所杀”,《新唐书》《旧唐书》却记为“疽发背而卒”。

可见,许多因背疽而死的人可能未患此病,只是史家不便谈实情,或想烘托气氛,才在他们的后背添上了背疽。如《明史》作者真存此念,则徐达晚景如何,可想而知。(责编:沈沣)

诗圣杜甫或死于糖尿病并发症,李白、白居易、李商隐等也患此病

“其实死于牛酒,并不是不可能,不过不是‘饫死’或‘饱饫而死’,而是由于中毒。聂令所送的牛肉一定相当多,杜甫一次没有吃完,时在暑天,冷藏的不好,容易腐化。腐肉是有毒的,以腐化24小时至28小时初生之毒最为激烈,使人神经麻痹,心脏恶化而死。”在《李白与杜甫》中,郭沫若先生这样写道。

(元代)赵孟頫《杜甫像》

在《旧唐书》《新唐书》中,记杜甫去世原因是:“永泰二年(766年),啖牛肉白酒,一夕而卒于耒阳,时年五十九。”即“饫(yù)死”(饫即饱食,饫死即撑死)说,历代质疑不绝,后人甚至伪托韩愈,写诗提出疑问:

当时处处多白酒,牛肉如今家家有。

饮酒食肉今如此,何故常人无饱死。

宋代邹定也曾提出反对意见:“自是风霜侵病骨,非干牛酒涴诗肠。”

郭沫若早年入日本福冈九州帝国大学学医,1923年获学士学位。他曾开玩笑说:“鲁迅在仙台医学专门学校,我学校的名气比鲁迅的那个学校大得多。”他以医入史,他的解释被学界赞为“最为通达”。

不过,杜甫此后又写了《回棹》,表明已乘舟离开耒阳,另有《长沙送李十一街》等诗,显非“一夕而卒”。杜甫的绝笔《风疾舟中伏枕书怀三十六韵奉呈湖南亲友》,亦只称“风疾”(高血压),未及饱饫。可见,“24小时至28小时”的解释力不足。

揆诸史实,杜甫可能死于糖尿病并发症,元凶是“过量饮酒 熬夜”。

体瘦一样会得糖尿病

(清)王时敏《杜甫诗意图》册

唐代诗人喜欢写病,其中90%是描述自身病情。在杜甫留下的1400多首诗中,有140多首涉病。

据学者王思璀在《唐代知识阶层笔下的医学叙事》中统计,《全唐诗》中写眼病最多,共37人91次;其后是糖尿病,共18人35次;再后是头风(高血压),共13人23次;再次是疮疡,12人17次,惟疮疡可能是糖尿病的并发症;耳病并列第四,12人17次;足疾(可能是痛风)第六,11人15次。

糖尿病、头风、痛风等,多属慢病,说明唐代人均寿命提升。

学者林万笑认为,唐代人均寿命27岁(也有学者认为是29岁),比汉朝多5岁,但去除30%的出生死亡率,以及15%的未成年死亡率,唐代20岁以上的成年人寿命可观:

《旧唐书》中记其寿命者510余人,70岁以上者达208人。

唐代21个皇帝,包括横死者,平均寿命46岁,比汉朝高18岁。

从墓志铭看,唐代已婚女性和男性的平均寿命均为62.3岁。算上未婚者,女性平均寿命亦达56.8岁。

从现代统计看,40岁以上,每2.5人便有一人为糖尿病前期患者;50岁以上,44.8%的人血糖偏高,如体重超标,80%患糖尿病。李白、白居易、李商隐、陆龟蒙、卢纶、李德裕、马周等均患有糖尿病。

奇怪的是,杜甫、孟浩然都因体瘦闻名,竟然都在40岁左右便得了糖尿病。

并非“少喝有益,多喝有害”

糖尿病与不良的生活方式有关。

一方面,唐代重科举,读书人为求仕进,“夜读细书,月下看书,抄写多年”。

白居易在《与元九书》中说:“二十已来,昼课赋,夜读书,间又课诗,不遑寝息矣。”常熬夜,所以唐代诗人多眼病。现代研究表明,夜班3年以上的女性,患2型糖尿病的风险增20%,夜班超20年,则增60%。每日睡眠不足5小时与超7小时相比,糖尿病风险增加4.4倍。

另一方面,唐人好饮酒。

唐廷有良酝署,各州府均自酿酒,加上民间酿酒,史籍留名的酒达七八十种。晋代葛洪提出:“夫酒酸之近味,生病之毒物。无毫分之细益,有丘山之巨损。”指出酒没任何好处,却有丘山(即山 丘)般的大害。这与当代医学家基于195个国家、长达16年的调研结果近似:任何剂量的酒精都有害健康,一周不摄入,健康风险才最小。

酒不是“少喝有益,多喝有害”,而是“少喝有害,多喝要命”。但唐代社会的游牧文化色彩强烈,视饮酒为豪迈,白居易曾作《酒功赞》,称:“麦曲之英,米泉之精。作合为酒,孕和产灵。”“吾尝终日不食,终夜不寝。以思无益,不如且饮。”

唐人饮米酒、清酒和黄酒(一般认为,蒸馏酒是元代才传入中国的),度数低(最高不超26度),更易醉,且原料是糯米,糯米含糖量达74%,为提高酒质,唐人常磨去糯米表层,只留内芯,进一步增加含糖量。

唐人喝酒不吃饭,仅以行酒令、投壶、牙牌等游戏佐酒,更易致病。

孙思邈虚晃一枪

(宋)黄庭坚《杜甫寄贺兰铦诗》

唐代初期,便有诗人因“过量饮酒 熬夜”早夭,比如“初唐四杰”中的卢照邻,他“年十余岁,就曹宪、王义方授《苍》《雅》(即《三苍》和《尔雅》)及经史,博学善属文。初授邓王府典签,王(即李元裕,李渊第十七子)甚爱重之,曾谓群官曰:此寡人相如也。”

“寡人相如”指司马相如,汉武帝时的文坛领袖,是史籍所录的、最早的患糖尿病者,可能卢照邻此时已染病。

卢照邻少年成名,有“得成比目何辞死,愿作鸳鸯不羡仙”等名句,读书时应下过苦功夫。此外好饮,曾写“人歌小岁酒,花舞大唐春”“他乡共酌金花酒,万里同悲鸿雁天”。

30岁刚出头,卢照邻便“染风疾去官,处太白山中,以服饵为事”,此处“风疾”指痛风。据学者姚海燕钩沉,在方士指导下,卢照邻吃了一段玄明膏(不知何物),病情暂时稳定。没想到父亲去世,他痛哭不已,服丹即呕,致病情加重,甚至“足挛”“手又废”。

卢照邻曾向孙思邈求医,没想到,孙思邈发表了一番“吾闻善言天者,必质于人;善言人者,亦本之于天”的长篇哲学评论,提出“心小胆大行方智圆”的治疗原则,从卢照邻后来自嘲“不学邯郸步,两足匍匐”“寸步千里,咫尺山河”看,未得到有效治疗。

无可奈何,卢照邻在具茨山(今河南省中部禹州市、新郑市、新密市三市交界处)下“买园数十亩,疏颍水周舍,复豫为墓,偃卧其中”,在此等死,因痛到等不下去的地步,“自沉颍水”。

孟浩然之死 饮酒是主因

孟浩然是另一位受害者,和杜甫一样,他也是糖尿病患者。

孟浩然曾“苦学三十载,闭门江汉阴”,亦喜饮,至少写过20多首酒诗,如“酒酣白日暮”“载酒访幽人”“对酒不能罢”。据《孟浩然集序》作者王士源记,名臣韩朝宗曾想举荐孟浩然,孟却喝多了,约期不至,时人称为“好乐忘名”。

孟浩然31岁时曾患大病,40岁、43岁、49岁时又三次病倒。最后一次在张九龄幕中,张九龄是一代名相,此时被贬到荆州大都督府当长史。刚入幕时,孟浩然曾写“召南风更阐,丞相阁还开”等,表达感激之情,不久又写“何意狂歌客,从公亦在旃”表示厌倦。

北魏张湛在《养生要集》中,记治糖尿病法:“服药不可食诸滑物、果实、菜、油、面、生冷、醋。服药不可多食生胡蒜、杂生菜、猪肉、鱼臊脍。服药有天门冬,忌鲤鱼。葱、桂不可合食。”

张九龄喜游猎,孟浩然只好作陪,但“顺时行杀气,飞刃争割鲜”不利于病情,不久,孟浩然出现“背疽”。患糖尿病10年以上,多生坏疽,一般在下肢(占92%),也有“背疽”的病例。

孟浩然辞官静养近两年,已渐痊愈,恰王昌龄遇赦(此前被贬到岭南)北还,过襄阳拜访孟浩然,“二人相得欢甚,浪情戏谑,食鲜疾动”,孟浩然猝死,寿仅51岁。传说是吃了当地名鱼槎(chá)头鯿,这可能是后人附会,因孟浩然曾写过:“试垂竹竿钓,果得槎头鯿。”

孟浩然应死于糖尿病并发症,饮酒才是主因。

杜甫家族基因差

杜甫自小多病,曾自述“是臣无负于少小多病,贫穷好学者已”。

杜甫的父亲杜闲寿仅59岁,祖父杜审言仅63岁。远祖杜畿也只有61岁,杜畿之儿杜恕55岁,孙杜宽42岁,重孙杜预63岁,玄孙杜锡48岁,可见,家族无长寿基因。

少年时,杜甫的健康状况改善,他写诗说:

忆年十五心尚孩,健如黄犊走复来。

庭前八月梨枣熟,一日上树能千回。

杜甫好酒,在诗中曾写“寇盗狂歌外,形骸痛饮中”“朋来有醉泥”“纵酒欲谋良夜醉”等。55岁时,杜甫在《秋日夔府咏怀奉寄郑监李宾客一百韵》中承认:“飘零仍百里,消渴(古人称糖尿病为消渴症,或长卿病,因司马相如字长卿)已三年。”

一般认为,糖尿病分三阶段,一是高危人群,二是糖尿病前期,三是糖尿病。从糖尿病前期到患病,6年的概率为65.8%,20年的概率为92.8%,可见杜甫在40多岁时已患病。这么早,除饮酒外,还有一个原因:经常挨饿。

《新唐书》称杜甫“性褊躁傲诞”“甫放旷不自检,好论天下大事,高而不切也”,《旧唐书》也说:“甫性褊躁,无器度,恃恩放恣。”致仕途受挫。32岁时,他在《赠李白》中写道:

二年客东都,所历厌机巧。

野人对腥羶,蔬食常不饱。

因饥饿,杜甫有时卧床10多天,中年时,因安史之乱,漂泊不定,“终日忍饥西复东”,一有机会便大吃大喝,可“多病久加饭”“加餐可扶老”,易导致糖尿病。

杜甫悲剧需警惕

对于糖尿病,杜甫似乎未做有效治疗,不仅继续饮酒,还“茗饮蔗浆携所有”,即喝甘蔗汁,所以病情发展极快。55岁时,杜甫已“消渴气上冲,心中疼热,饥不欲食,甚者则欲吐,下之不肯止”,且出现多种并发症。如视力下降、耳聋,即“眼复几时暗,而从前月聋”;牙齿脱落,即“牙齿半落左耳聋”。58岁时,杜甫因糖尿病性脑卒中,竟“右臂偏枯半耳聋”。

杜甫生命的最后两年还算安定,他在夔州居住一年零九个月,在夔州都督柏茂琳的照顾下,购40亩果园、10多亩菜园,还负责了100顷官田。据学者康震钩沉,在此期间,杜甫共创作了450多首诗,占毕生所存的1/3。只是在回长安、洛阳途中,遭遇叛乱,又遇南风,无法北上,杜甫全家被困在水上,饥饿多日,耒阳县令听说后,忙送来牛肉白酒。

杜甫患糖尿病后,“食乃兼倍于常”,不知者易误为“饱饫”。此时正值冬季,而急性心脑血管病约50%发生在冬季,杜甫应是糖尿病性脑卒中复发而死。唐代36位著名诗人平均寿命是58岁,只有贺知章活过了80岁(寿至85岁),杜甫还超过了平均值。

研究显示,6.1%的东亚人有基因突变,而欧美国家不足2%,东亚人患糖尿病的风险比欧美人高1.7倍。只是古人肉食仅占5%,发病较少。一旦改变饮食习惯,即使不算肥胖,也可能患病。如今我国糖尿病患者已达1.164亿,居全球第一。杜甫等人的悲剧,应引起今人警惕。

(原标题:诗圣杜甫真是“撑死”的?)

来源:北京晚报

作者:蔡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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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甫留下1400多首诗,140多首涉及疾病,他是因何病去世

“其实死于牛酒,并不是不可能,不过不是‘饫死’或‘饱饫而死’,而是由于中毒。聂令所送的牛肉一定相当多,杜甫一次没有吃完,时在暑天,冷藏的不好,容易腐化。腐肉是有毒的,以腐化24小时至28小时初生之毒最为激烈,使人神经麻痹,心脏恶化而死。”在《李白与杜甫》中,郭沫若先生这样写道。

在《旧唐书》《新唐书》中,记杜甫去世原因是:“永泰二年(766年),啖牛肉白酒,一夕而卒于耒阳,时年五十九。”即“饫(yù)死”(饫即饱食,饫死即撑死)说,历代质疑不绝,后人甚至伪托韩愈,写诗提出疑问:

当时处处多白酒,牛肉如今家家有。

饮酒食肉今如此,何故常人无饱死。

宋代邹定也曾提出反对意见:“自是风霜侵病骨,非干牛酒涴诗肠。”

郭沫若早年入日本福冈九州帝国大学学医,1923年获学士学位。他曾开玩笑说:“鲁迅在仙台医学专门学校,我学校的名气比鲁迅的那个学校大得多。”他以医入史,他的解释被学界赞为“最为通达”。

(元代)赵孟頫《杜甫像》

不过,杜甫此后又写了《回棹》,表明已乘舟离开耒阳,另有《长沙送李十一街》等诗,显非“一夕而卒”。杜甫的绝笔《风疾舟中伏枕书怀三十六韵奉呈湖南亲友》,亦只称“风疾”(高血压),未及饱饫。可见,“24小时至28小时”的解释力不足。

揆诸史实,杜甫可能死于糖尿病并发症,元凶是“过量饮酒 熬夜”。

体瘦一样会得糖尿病

唐代诗人喜欢写病,其中90%是描述自身病情。在杜甫留下的1400多首诗中,有140多首涉病。

据学者王思璀在《唐代知识阶层笔下的医学叙事》中统计,《全唐诗》中写眼病最多,共37人91次;其后是糖尿病,共18人35次;再后是头风(高血压),共13人23次;再次是疮疡,12人17次,惟疮疡可能是糖尿病的并发症;耳病并列第四,12人17次;足疾(可能是痛风)第六,11人15次。

糖尿病、头风、痛风等,多属慢病,说明唐代人均寿命提升。

学者林万笑认为,唐代人均寿命27岁(也有学者认为是29岁),比汉朝多5岁,但去除30%的出生死亡率,以及15%的未成年死亡率,唐代20岁以上的成年人寿命可观:

《旧唐书》中记其寿命者510余人,70岁以上者达208人。

唐代21个皇帝,包括横死者,平均寿命46岁,比汉朝高18岁。

从墓志铭看,唐代已婚女性和男性的平均寿命均为62.3岁。算上未婚者,女性平均寿命亦达56.8岁。

从现代统计看,40岁以上,每2.5人便有一人为糖尿病前期患者;50岁以上,44.8%的人血糖偏高,如体重超标,80%患糖尿病。李白、白居易、李商隐、陆龟蒙、卢纶、李德裕、马周等均患有糖尿病。

奇怪的是,杜甫、孟浩然都因体瘦闻名,竟然都在40岁左右便得了糖尿病。

(清)王时敏《杜甫诗意图》册

并非“少喝有益,多喝有害”

糖尿病与不良的生活方式有关。

一方面,唐代重科举,读书人为求仕进,“夜读细书,月下看书,抄写多年”。

白居易在《与元九书》中说:“二十已来,昼课赋,夜读书,间又课诗,不遑寝息矣。”常熬夜,所以唐代诗人多眼病。现代研究表明,夜班3年以上的女性,患2型糖尿病的风险增20%,夜班超20年,则增60%。每日睡眠不足5小时与超7小时相比,糖尿病风险增加4.4倍。

另一方面,唐人好饮酒。

唐廷有良酝署,各州府均自酿酒,加上民间酿酒,史籍留名的酒达七八十种。晋代葛洪提出:“夫酒酸之近味,生病之毒物。无毫分之细益,有丘山之巨损。”指出酒没任何好处,却有丘山(即山 丘)般的大害。这与当代医学家基于195个国家、长达16年的调研结果近似:任何剂量的酒精都有害健康,一周不摄入,健康风险才最小。

酒不是“少喝有益,多喝有害”,而是“少喝有害,多喝要命”。但唐代社会的游牧文化色彩强烈,视饮酒为豪迈,白居易曾作《酒功赞》,称:“麦曲之英,米泉之精。作合为酒,孕和产灵。”“吾尝终日不食,终夜不寝。以思无益,不如且饮。”

唐人饮米酒、清酒和黄酒(一般认为,蒸馏酒是元代才传入中国的),度数低(最高不超26度),更易醉,且原料是糯米,糯米含糖量达74%,为提高酒质,唐人常磨去糯米表层,只留内芯,进一步增加含糖量。

唐人喝酒不吃饭,仅以行酒令、投壶、牙牌等游戏佐酒,更易致病。

孙思邈虚晃一枪

唐代初期,便有诗人因“过量饮酒 熬夜”早夭,比如“初唐四杰”中的卢照邻,他“年十余岁,就曹宪、王义方授《苍》《雅》(即《三苍》和《尔雅》)及经史,博学善属文。初授邓王府典签,王(即李元裕,李渊第十七子)甚爱重之,曾谓群官曰:此寡人相如也。”

“寡人相如”指司马相如,汉武帝时的文坛领袖,是史籍所录的、最早的患糖尿病者,可能卢照邻此时已染病。

卢照邻少年成名,有“得成比目何辞死,愿作鸳鸯不羡仙”等名句,读书时应下过苦功夫。此外好饮,曾写“人歌小岁酒,花舞大唐春”“他乡共酌金花酒,万里同悲鸿雁天”。

30岁刚出头,卢照邻便“染风疾去官,处太白山中,以服饵为事”,此处“风疾”指痛风。据学者姚海燕钩沉,在方士指导下,卢照邻吃了一段玄明膏(不知何物),病情暂时稳定。没想到父亲去世,他痛哭不已,服丹即呕,致病情加重,甚至“足挛”“手又废”。

卢照邻曾向孙思邈求医,没想到,孙思邈发表了一番“吾闻善言天者,必质于人;善言人者,亦本之于天”的长篇哲学评论,提出“心小胆大行方智圆”的治疗原则,从卢照邻后来自嘲“不学邯郸步,两足匍匐”“寸步千里,咫尺山河”看,未得到有效治疗。

无可奈何,卢照邻在具茨山(今河南省中部禹州市、新郑市、新密市三市交界处)下“买园数十亩,疏颍水周舍,复豫为墓,偃卧其中”,在此等死,因痛到等不下去的地步,“自沉颍水”。

(宋)黄庭坚《杜甫寄贺兰铦诗》

孟浩然之死 饮酒是主因

孟浩然是另一位受害者,和杜甫一样,他也是糖尿病患者。

孟浩然曾“苦学三十载,闭门江汉阴”,亦喜饮,至少写过20多首酒诗,如“酒酣白日暮”“载酒访幽人”“对酒不能罢”。据《孟浩然集序》作者王士源记,名臣韩朝宗曾想举荐孟浩然,孟却喝多了,约期不至,时人称为“好乐忘名”。

孟浩然31岁时曾患大病,40岁、43岁、49岁时又三次病倒。最后一次在张九龄幕中,张九龄是一代名相,此时被贬到荆州大都督府当长史。刚入幕时,孟浩然曾写“召南风更阐,丞相阁还开”等,表达感激之情,不久又写“何意狂歌客,从公亦在旃”表示厌倦。

北魏张湛在《养生要集》中,记治糖尿病法:“服药不可食诸滑物、果实、菜、油、面、生冷、醋。服药不可多食生胡蒜、杂生菜、猪肉、鱼臊脍。服药有天门冬,忌鲤鱼。葱、桂不可合食。”

张九龄喜游猎,孟浩然只好作陪,但“顺时行杀气,飞刃争割鲜”不利于病情,不久,孟浩然出现“背疽”。患糖尿病10年以上,多生坏疽,一般在下肢(占92%),也有“背疽”的病例。

孟浩然辞官静养近两年,已渐痊愈,恰王昌龄遇赦(此前被贬到岭南)北还,过襄阳拜访孟浩然,“二人相得欢甚,浪情戏谑,食鲜疾动”,孟浩然猝死,寿仅51岁。传说是吃了当地名鱼槎(chá)头鯿,这可能是后人附会,因孟浩然曾写过:“试垂竹竿钓,果得槎头鯿。”

孟浩然应死于糖尿病并发症,饮酒才是主因。

杜甫家族基因差

杜甫自小多病,曾自述“是臣无负于少小多病,贫穷好学者已”。

杜甫的父亲杜闲寿仅59岁,祖父杜审言仅63岁。远祖杜畿也只有61岁,杜畿之儿杜恕55岁,孙杜宽42岁,重孙杜预63岁,玄孙杜锡48岁,可见,家族无长寿基因。

少年时,杜甫的健康状况改善,他写诗说:

忆年十五心尚孩,健如黄犊走复来。

庭前八月梨枣熟,一日上树能千回。

杜甫好酒,在诗中曾写“寇盗狂歌外,形骸痛饮中”“朋来有醉泥”“纵酒欲谋良夜醉”等。55岁时,杜甫在《秋日夔府咏怀奉寄郑监李宾客一百韵》中承认:“飘零仍百里,消渴(古人称糖尿病为消渴症,或长卿病,因司马相如字长卿)已三年。”

一般认为,糖尿病分三阶段,一是高危人群,二是糖尿病前期,三是糖尿病。从糖尿病前期到患病,6年的概率为65.8%,20年的概率为92.8%,可见杜甫在40多岁时已患病。这么早,除饮酒外,还有一个原因:经常挨饿。

《新唐书》称杜甫“性褊躁傲诞”“甫放旷不自检,好论天下大事,高而不切也”,《旧唐书》也说:“甫性褊躁,无器度,恃恩放恣。”致仕途受挫。32岁时,他在《赠李白》中写道:

二年客东都,所历厌机巧。

野人对腥羶,蔬食常不饱。

因饥饿,杜甫有时卧床10多天,中年时,因安史之乱,漂泊不定,“终日忍饥西复东”,一有机会便大吃大喝,可“多病久加饭”“加餐可扶老”,易导致糖尿病。

宋 赵葵《杜甫诗意图》局部

杜甫悲剧需警惕

对于糖尿病,杜甫似乎未做有效治疗,不仅继续饮酒,还“茗饮蔗浆携所有”,即喝甘蔗汁,所以病情发展极快。55岁时,杜甫已“消渴气上冲,心中疼热,饥不欲食,甚者则欲吐,下之不肯止”,且出现多种并发症。如视力下降、耳聋,即“眼复几时暗,而从前月聋”;牙齿脱落,即“牙齿半落左耳聋”。58岁时,杜甫因糖尿病性脑卒中,竟“右臂偏枯半耳聋”。

杜甫生命的最后两年还算安定,他在夔州居住一年零九个月,在夔州都督柏茂琳的照顾下,购40亩果园、10多亩菜园,还负责了100顷官田。据学者康震钩沉,在此期间,杜甫共创作了450多首诗,占毕生所存的1/3。只是在回长安、洛阳途中,遭遇叛乱,又遇南风,无法北上,杜甫全家被困在水上,饥饿多日,耒阳县令听说后,忙送来牛肉白酒。

杜甫患糖尿病后,“食乃兼倍于常”,不知者易误为“饱饫”。此时正值冬季,而急性心脑血管病约50%发生在冬季,杜甫应是糖尿病性脑卒中复发而死。唐代36位著名诗人平均寿命是58岁,只有贺知章活过了80岁(寿至85岁),杜甫还超过了平均值。

研究显示,6.1%的东亚人有基因突变,而欧美国家不足2%,东亚人患糖尿病的风险比欧美人高1.7倍。只是古人肉食仅占5%,发病较少。一旦改变饮食习惯,即使不算肥胖,也可能患病。如今我国糖尿病患者已达1.164亿,居全球第一。杜甫等人的悲剧,应引起今人警惕。(责编:沈沣)


来源 北京日报客户端 | 作者 蔡辉

编辑:姜宝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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