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糖尿病研究(中国糖尿病研究中心)

• 1、「能见度」三代人，三十年——讲述糖尿病预防研究的中国故事
• 2、1型糖尿病：我国完成全球首个全人群流行病学研究
• 3、“中国糖尿病策略研究”创下多个中国之最

「能见度」三代人，三十年——讲述糖尿病预防研究的中国故事

讲述糖尿病预防研究的中国故事

说到医学科研人员，人们常会把他们与标本、试剂、检测仪、实验室这样的场景联系起来。很难想象，他们还会奔走在居委会、退休办、公安局、火葬场之间，辗转于小区广场、田间地头、公园、菜市场附近，像侦探一样去搜寻失联的随访对象，坚持不放弃任何一个微小的可能。

最近，被国际糖尿病研究领域奉为风向标的大庆糖尿病预防研究在《柳叶刀》上发表了30年的随访结果。这项始于1986年的长期研究，为全世界讲述了糖尿病前期的危害与糖尿病预防的中国经验。在92%～95%随访率的背后，是3代人长达30年的不懈努力和执着探索。

在全球破冰：

研究从8年持续到30年

“糖尿病是否可以预防？在30年前，全世界都没有确定答案。去破解这个难题，是中国的使命。”回忆起研究起步的情景，大庆研究现任负责人、中日友好医院内分泌首席专家、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内分泌心血管病中心主任李光伟非常怀念，更由衷地敬佩他的恩师和老主任潘孝仁教授。

潘孝仁早年毕业于上海第一医学院，在北京协和医院行医多年。1985年从美国进修归来后，年过半百的潘孝仁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不继续做他在国外从事的脂类代谢研究，而去做糖尿病预防的相关研究。

尽管当时国内糖尿病的患病率不到1%，但潘孝仁认为，这种疾病未来一旦蔓延，将带来极大危害，时不我待。而在当时国内的条件下，他如果继续脂类代谢研究永远只能“跟着外国人跑”。

潘孝仁带领研究团队检索了其他国家的文献报告，估算后得出结论：研究要覆盖45岁人群600人随访8年左右才会产生有统计学意义的结果，这对于很多国家来说都非易事。潘孝仁决定联合世界著名糖尿病流行病专家、美国国立卫生院的彼得·班尼特教授和大庆油田总医院院长、国内著名高血压专家胡英华教授，在中国的土地上开创糖尿病的预防之路。

研究地点为什么选在大庆？“20世纪80年代的黑龙江省大庆地区，支柱产业是石油开采和冶炼，是当时中国最富裕的地方。福利条件很好，人口流动性较低，适合开展长期随访研究；而且当地每个社区都有卫生所，医生又对糖尿病预防感兴趣。更为重要的是，当地政府重视企业职工的健康，项目启动时召开了全市的动员大会，还提供了27万元科研经费，这对于当时只从卫生部拿到5万元研究经费的研究组正是雪中送炭。”李光伟告诉记者，大庆研究启动10年之后，美国发起同类研究时筹集了1.8亿美元的经费。

当时大庆市有28万成年人。研究者分四路联合大庆当地33家诊疗单位，要对110660人进行糖尿病筛查。

在4930例的葡萄糖耐量试验后，共纳入研究对象约1700人，其中糖尿病患者、糖耐量受损人群、血糖正常的健康人群各占1/3。“糖耐量受损人群可以说是糖尿病的‘后备军’，是预防研究关注的重点。”李光伟介绍，这部分人群共有577人，随机分为4组：除对照组之外，对其他3组分别进行6年的饮食、运动或饮食加运动的干预，从1986年持续到1992年取得了预期的成果。原定8年的研究任务6年就提前完成了。

为了节约资金，研究团队在实验设计上做了优化：先做只花几分钱的尿糖测试，如果需要进一步检查，再做花几元钱的餐后血糖。平时生活，就住在四人一间的小招待所里，床单都是粗糙的白花旗布做的；在医院食堂就餐，到了周末，胡英华院长就请他们到家里改善一下生活。“现在想起来很苦，也很有意思。”李光伟回忆说。

那时，团队成员每年都要轮流去大庆研究现场。每两年一次进行系统随访评估，研究组成员们每次去都要呆上两三个月。有时候买不到火车座票只能买站票，把报纸铺在两节车厢的对接处席地而坐，一坐就是21个小时才能到达。当时已经年近半百的潘孝仁教授也这样和大家在一起。“1992年，要把样本运回北京，当时没有冷链运输，要先放冰块、干冰打包装箱。当地的医生找到列车长帮助，把几个大纸箱子安置在车厢连接处运回北京的实验室。”

1995年，研究团队在《中华内科杂志》报告研究结果：大庆生活方式干预可减少糖尿病发病率。1997年又在美国糖尿病协会主办的《Diabetes Care》上发表上述结果。至今，被全球507个机构、342本杂志引用了5000多次。随后10年，美国、芬兰、日本和印度等国先后开展了类似的研究。自此，国际学界讨论糖尿病预防必谈大庆研究。

世界卫生组织期待大庆研究能为全球的糖尿病预防决策提供依据。此时，美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卫生经济学家张平教授找到李光伟，希望大庆研究能开展更长期随访，尤其是要跟踪死亡病例。他们提供研究经费，并在世界卫生组织西太区总部的帮助下转给了中国的研究者。“数十年的随访结果无论阴性阳性都有巨大意义。最重要的是要知道后来发生了什么。”李光伟说。

随访需要智慧：

像侦探一样“想破脑袋”

就这样，大庆研究从最初设计的8年变成了30年，相继开展了20年～23年和30年的两个阶段的随访研究，分别回答对糖耐量受损的人群进行生活方式干预是否可长期延迟2型糖尿病发病、是否能降低死亡风险和心脑血管疾病的发病。

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内分泌与心血管代谢中心安雅莉医生参与了这两个阶段的随访。她经历过大庆的三伏天和三九天，最冷的时候血糖检测设备都冻得不工作了。时间最长的时候就带着孩子和保姆，从北京来到大庆坚持工作。在安雅莉看来，这些困难不算什么，最难的一件事是找人。随着时间推移， 许多人离职、退休、迁徙，居住地址、电话都改变了，医生们只能去退休办、居委会、公安局、火葬场各处寻找线索。

“子女、病友、邻居、同事、主管医生、护士，想破脑袋，只要是能联系到的人，都要找。”安雅莉记得，患者张阿姨有7个子女，但联系到谁，他们都不愿意告诉老人的现在生活地点，前前后后找了13次之多。医生们意识到，这些子女们在张阿姨的养老问题上有些困难。最后，医生们找到其中一个女儿的朋友的信息，联系找到了老人所在的养老院，才顺利完成了后续资料采集核实工作。

另一位受访人赵先生举家搬迁，除了过去的居住地址外，再没有任何信息。医生们无奈只能去这个地址附近找线索。第三次“蹲点”时，医生们跟邻居聊天得知，受访人赵先生信仰基督教。经常跟安雅莉一起随访的搭档，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内分泌与心血管代谢中心冯新星医生忽然想起，上一次听到小区整体搬迁的消息，顺着这条线索在新小区又无意中发现一家住户门上贴着一副对联，是有关耶稣的内容。冯新星马上赶去敲开了这扇门，开门的人恰巧是受访人赵先生的教友。教友听说是医学研究，很和蔼地带冯新星去找到了赵先生。“我们一见面，对方很惊讶，医生怎么会跟侦探一样？”冯新星笑着说。

还有一次，安雅莉在打电话时，对方很礼貌的接听了，可就是说不出一个整句。安雅莉决定去家访看看。开门的是个外国人，不会讲中文。安雅莉用英语沟通得知，这个外国人是一位房客，于是他们找到了租房合同，可是业主的名字还是对不上。安雅莉不气馁，继续跟租房合同上的业主联系才知道，随访对象把房子卖给了现在的业主。于是，他们又找到了购房合同，凭借购房合同上的信息，这才找到了受访对象。

还有一位找了好几次都没有线索的朱先生。冯新星看见院子里收白菜的老人就上前打听。老人家很警惕地问：“你找他干什么？去医院检查什么？”随访小组同行的胡老师敏锐地判断，眼前这个老人家很可能就是朱先生，只是对陌生人有防备心。于是，随访小组耐心地解释了老人的问题，发现老人长期独居。聊了一下午打开了老人戒备的心结，配合了随访。

“这样坚持了3个月后，找到70%的患者。但李光伟老师浇来一盆冷水：70%就等于失败，行百里者半九十，不超过90%，说明不了问题，还要继续寻找。”安雅莉对记者说，“当时的感觉到现在都记忆深刻，所以我说，经历过大庆研究，生活中没有什么困难时是不能解决的。”

坐在一边听学生这样感慨的李光伟也接过话来：“科研是地狱也是天堂。不夸张地说，大庆研究是3代人努力的成果，也锻炼出一批人。课题组的巩秋红医生坐火车去参加学术会，听说有患者的信息，会临时退票，改道去找患者。”李光伟还记得，要确认一位患者的死亡原因，医生们请公安局帮助找到患者的女儿在秦皇岛，于是去当地医院寻找，均无果。然后请市公安局帮助，确定其两年前因癌症病故，这才在随访结果上慎重地写下了这一结果。

医者责任：

与随访对象以心换心

敲开门，对随访人介绍来意，进行体检；对已经离世的随访者记录死亡原因。这些听似简单的工作，在实际操作环节其实非常不容易。比如，有些患者受过假冒伪劣保健品的欺骗，医生们只有拿着身份证、工作证，证明自己是好人才能被接待。再比如，一些人已经去世了或身患重病，需要医生们谨慎措辞，细节处理上格外用心。

那是2009年的一次家访。“是不是上门推销的？”安雅莉被一大家子人团团围住，要她证明自己是阜外医院的医生。“说了半天没有用，真有种舌战群儒的感觉。”直到安雅莉用手机登陆阜外医院网站，在科室成员介绍中找到自己的名字，这家人才相信。安雅莉帮患者查体，心电图、量血压……一项一项做下来，家人看到安医生的专业操作和敬业精神，开始转变态度。安雅莉还给全家人都做了眼底照相检查，评估预测视网膜发生病变的风险。

“给随访对象的家人也做检查，我们管这个叫‘买一赠一’，建立信任也帮着评估下大家的健康状况，是好事。”冯新星也讲述了一段自己的经历。

“你怎么是北京移动的电话？是不是骗子？”赵阿姨的儿子接到冯新星的电话，听说是糖尿病随访，非常生气。

小伙子的反应这么激烈，冯新星医生觉得这背后一定有其他原因。于是他去了赵阿姨过去工作的单位，得知赵阿姨已因糖尿病引发脑梗，生活很艰难，也难怪小伙子一听糖尿病就暴跳如雷。而且全家已搬去哈尔滨市了。冯新星和随访医生们一起开车去哈尔滨市终于找到了这位患者。第一次去，小伙子不开门；第二次去，医生们找邻居帮忙解释，小伙子要报警；第三次去，小伙子要动手……第五次，小伙子终于打开了门。医生们给赵阿姨做了抽血检查、眼底检查下肢血管检查，也给其他家人做了体检。“小伙子看到我们的善意，感动之余说，在新时代又看到了大庆精神。”

“随访的过程真的是看尽世间百态。”冯新星记得，“有位拾荒的老人，我们上门第5次才开门，家徒四壁，3个女儿都没工作，不愿意让外人看到这种情况。作为医生我们很理解，更要尽可能地照顾受访人的情绪。”

安雅莉2009年曾经去患者吴阿姨家随访过，她2016年再去吴阿姨家，老人居然拿出7年前安雅莉写的那张治疗方案，说这么多年一直当宝贝一样存着。吴阿姨说，北京医疗水平高，让安雅莉再写一份治疗方案给她。安雅莉当时真的好感动，也更意识到作为医生自己肩上的责任。

“糖尿病是真的害人啊。”安雅莉感慨，“糖尿病组的张阿姨双腿截肢坐在小地垫上；田阿姨早没了。而正常组的黄大爷，平时还能耍大刀、骑摩托车；还有太极拳辅导老师，晚年生活很快乐。7年前，我们在水塘边随访吴大爷，当时他在钓鱼；7年后，我们听说他在卖蒜就去菜市场找他，吴大爷特别高兴，非要叫我们一起吃饭，特别热情。在这些年的随访间，我们与很多患者结下了友情。”

团队表率：

老院长80多岁还登门访患者

大庆研究能走过30载，现年93岁的大庆油田总医院院长胡英华教授付出了无数心血，为研究提供了强有力的组织保障，更给年轻一辈做出了表率。“超前的学术眼光、超强的组织能力、热心谦和。”这是研究团队年轻医生眼中的胡院长。

2006年10月中旬，大庆郊区已是冰雪覆盖。当时有个患者，退休后在离体检现场100公里远的乡下养牛种地。研究团队多方打听，终于联系上了，但患者不愿意来医院体检，并拒绝家访，态度很坚决。了解到这个情况，时年80岁的胡英华决定亲自出马，带领随访小组，携带仪器，驱车前往。乡路雪后泥泞湿滑，车子陷在泥里，他就同小组成员深一脚浅一脚地走了很长一段泥路。患者见到大庆知名的老院长不辞辛苦亲自来给他体检当即同意采血、留尿，并做了相关检查。更令人感动的是，10年之后，2016年的30年随访时，这位患者接到医院通知马上就来了，因为他非常关心胡院长的健康状况，不忍心老院长再为自己操心。

“其实研究启动时，胡院长已年过六旬，但仍积极四处奔走，把大庆研究当60年代大庆油田开发建设的大会战一样来做。正因为有他的努力，才争取到大庆市政府、大庆石油管理局以及大庆石化公司的支持。”李光伟回忆，大庆市卫生局专门印发文件，在糖尿病和糖耐量低减普查之前首先在采油六厂大礼堂召开全市动员大会。

“现在我们有了随访的微信群。”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内分泌与心血管代谢中心钱鑫医生向记者展示手机里一条2016年的消息：“今天成功随访赵维春很有感触。老人从8月脑梗后丧失独立生活能力，我们上门多次，一起鼓励他要坚持功能锻炼，一定有机会康复。今天完成了所有检查。临走时老人露出久违的笑容。深信我们不只是家访，每一点小帮助对病人来说也许都是新希望。”

“研究也得到了我们医界同行的大力支持：306医院内分泌科、哈尔滨第四医院、中日友好医院国际医疗部的同道，在没有任何补助的情况下，选派医生帮助我们开展工作，非常感激。”李光伟说。

起初的6年，研究在全世界率先回答了糖尿病是否可预防的问题。20年～23年进一步回答了对糖耐量受损的人群进行生活方式干预是否可长期延迟2型糖尿病发病、是否能降低死亡风险的问题。此次公布的30年数据则进一步显示，对糖耐量受损的人群进行6年生活方式干预，可将2型糖尿病发病推迟3.96年。更重要的是将心血管事件风险降低了26%，微血管并发症风险降低35%，并延长寿命1.44岁。

“30年和20年的研究结果一致证明：越是从年轻时干预效果越好。我们计划继续做更长期的临床结局随访，弄清糖尿病的长期危害；深入探讨为什么有的糖尿病人可以几十年不发生心脑血管并发症，有人在10年内就发生?为什么有些人很快就恶化为糖尿病，有些人数十年也不进展为糖尿病？要进一步挖掘其代谢组学和遗传学的机理，甚至有机会探讨糖尿病和癌症的关联及其机理。展望未来，深知身负责任艰巨和个人力量的渺小，但是群策群力仍感前景光明。”李光伟说。

文：健康报记者 王潇雨

编辑：管仲瑶

审核：曹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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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型糖尿病：我国完成全球首个全人群流行病学研究

1月7日，由《健康报》社主办的1型糖尿病防治知识新闻传播研讨会在京举行。会上，中华医学会糖尿病分会前任主任委员、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翁建平教授，中华医学会糖尿病学分会候任主任委员、南京大学附属鼓楼医院内分泌科朱大龙教授介绍了1型糖尿病相关知识和国内外研究进展，重点对1月4日在《英国医学杂志》（BMJ）发表的中国全人群1型糖尿病研究成果进行了详细解读。

翁建平教授在会上发言。

据悉，由国家卫生计生委医政医管局支持，中华医学会发起并指导，中华国际医学交流基金会资助的“2010年～2013年覆盖全年龄段的中国1型糖尿病研究”是全球首个国家层面全年龄段1型糖尿病流行病学研究，该项目由翁建平教授牵头、全国13个地区505家医院的内分泌糖尿病和儿科领域专家共同参与。

该研究结果显示，中国全年龄段1型糖尿病发病率为1.01/10万人，其中0～14岁儿童发病率为1.93/10万，15～29岁人群发病率为1.28/10万，30岁及以上人群发病率为0.69/10万。中国仍然是全球1型糖尿病发病率最低的国家之一，但过去20年间，15岁以下儿童发病率增加近4倍，且新诊断的成年起病1型糖尿病发病人数也不可小觑。

《英国医学杂志》（BMJ）网站和美国科学促进协会网站1月4日同期发表该成果。

朱大龙教授在会上发言。

专家介绍，1型糖尿病好发于儿童青少年，需终身依赖胰岛素治疗。20世纪90年代的研究提示，中国是全球儿童发病率最低的国家之一，仅约0.6/10万。此后，全球多国研究提示儿童青少年1型糖尿病发病率持续上升，但缺乏成人发病情况数据。

为深入了解我国1型糖尿病整体发病情况，时任中华医学会糖尿病学分会主任委员、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翁建平教授牵头开展了这一全国性研究。研究样本量为1.33亿人，调查范围约占中国总人口数的10%，包括6%的15岁以下儿童青少年。研究共收集到5018例新发1型糖尿病，其中65.3%为20岁以上。

研究结果显示，中国每年有13000例新发1型糖尿病，其中超过9000例在15岁以上的人群中。大部分新发1型糖尿病是在成年诊断。 0～14岁儿童青少年1型糖尿病发病率与纬度显著相关，北方比南方发病率高，但在15岁以上人群发病率与纬度变化无关。这可能与基因、环境因素有关。

该研究更新了全球糖尿病地图中的中国儿童起病1型糖尿病发病率，也填补了成人起病1型糖尿病发病率的空白。研究者认为，中国1型糖尿病增加速度快，亟待加强该领域的研究。在关注儿童青少年1型糖尿病的同时，成人起病的1型糖尿病也不容忽视，亟待得到关注并给予相应的卫生资源，以改善患者健康状况。

袁莉、郭立新、郭晓蕙、李秀珍（从左至右）4位专家在回答记者提问。

中华医学会糖尿病学分会教育学组组长、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内分泌郭晓蕙教授，中华医学会糖尿病学分会副主任委员、北京医院内分泌科主任郭立新教授，中华医学会糖尿病学分会委员、华中科技大学附属协和医院内分泌科袁莉教授，广州儿童医院内分泌科李秀珍主任等专家与近40家媒体记者就1型糖尿病的最新研究进展、流行趋势、诊断、检测、治疗、管理等话题进行面对面交流。

文／首席记者谭嘉

“中国糖尿病策略研究”创下多个中国之最

熊光明 摄

中新网北京4月12日电 (记者 董子畅)中国知名学术期刊《中国科学：生命科学》英文版2017年第3期，发表了迄今为止中国2型糖尿病领域规模最大的IV期随机对照临床研究——中国糖尿病治疗策略研究(以下简称“策略研究”)，并创下多个“中国记录”。

12日在北京召开的“策略研究”解读会上，中山大学糖尿病研究所所长翁建平表示，2012年8月，“策略研究”正式启动，并创下多个“中国记录”：全国范围237个临床研究中心的研究人员参与其中；涵盖全国25个省、直辖市，不同地域、年龄、性别的5535名2型糖尿病患者入组。“这项时间跨度长、规模大、覆盖广的临床随机对照研究结果，必将有助于积累中国糖尿病研究的本土数据，为提高糖尿病临床防治水平提供高质量的循证依据。”

中国是全球糖尿病患者人数最多的国家，成年2型糖尿病患者约1.13亿，但近2/3患者血糖控制未能达标。2型糖尿病是一种慢性进展性疾病，随着时间的延续，单药治疗往往很难达到持续降糖的作用。

据悉，“策略研究”是一项完全立足中国本土的研究，专为中国2型糖尿病患者量身设计，立足于临床实际问题，研究设计基于目前中国2型糖尿病高血糖治疗路径，证实了以“二甲双胍及西格列汀”为基础的二联和三联治疗方案兼具有效性和安全性。

“很多糖尿病患者的血糖达标需要多种降糖药物的联合治疗，但由于缺乏高质量的循证医学证据支持中国医生做出治疗选择，临床实践中很多医生往往不能及时启用联合治疗，造成患者长期处于高血糖状态。”翁建平表示，目前国内外权威指南均积极推荐“单药-二联-三联-联合注射治疗”的顺序序贯治疗。但是一旦以“二甲双胍及西格列汀”为基础的二联治疗无法使患者血糖达标，进一步的三联口服药物治疗的策略会是如何？中国糖尿病治疗策略研究正是填补了这一临床证据的空白。(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