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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医患关系向何处去，医学史能给我们答案吗？
• 2、中信保诚人寿持续开展助老公益活动 为做好养老金融大文章贡献力量
• 3、【卫生健康事业发展巡礼】儿科不姓“小”，70年变化大

医患关系向何处去，医学史能给我们答案吗？

2019年12月29日，由复旦大学中山医院、复旦大学历史学系和复星医药共同举办的“医学史：过去与未来——王吉民先生诞辰130周年纪念工作坊”在复旦大学中山医院召开。来自中山医院、复星医药、华东医院、复旦大学、北京大学、中华医学史杂志、上海大学、上海社科院、东华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山东中医药大学、上海中医药大学、浙江师范大学、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上海市中医文献馆、广东人民出版社等多所高等院校及科研、出版机构的二十多位学者出席了会议。

2019年是中华医学史学会创建人之一王吉民先生诞辰130周年，王吉民1915年加入中华医学会，是该会最早的会员之一，1929年任《中华医学杂志》中文版副总编辑，中华医学会历史委员会于1935年成立，王吉民先生被推荐为首任主席，王吉民主持创建了中国第一家医史博物馆和《中华医史杂志》并任主编，1932年王吉民与伍连德合作撰写的英文版《中国医史》(History of Chinese Medicine)成为近代医学史研究的经典之作，至今仍旧是海内外医学史学者重要参考著作。王吉民与及其他医学史学者为中国医学人文事业的发展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本次论坛于王吉民诞辰130周年之际举办，回溯了近代中国医院人文历史，探索了医学史研究的新视野和新路径。中国科学院院士、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院长樊嘉院士在致辞中表示，医疗事业的发展离不开医学历史和医学文化的传承，医院人文精神的传承对于促进医院的良性发展和更好地服务广大病人有着重要意义。

本次活动是医史学者走进医院，与医院专家共同合作的一次尝试。在 “医院人文历史论坛”上，与会者关心的是，在医患危机处于临界点的当今社会，如何探讨“医学史：过去与未来”？

医学史走进医院：历史、困惑、探索

本次会议的倡议者之一、复旦大学中山医院院办主任杨震围绕最近的热门事件，提出几个问题：伤医潮是何时开始的？我们如何认知它？为此应该做些什么？

杨震认为要回答这些问题，应当从历史的角度去考量。现代伤医事件起始于1980年代中期，呈现逐步增长的趋势。而今中国的伤医事件不仅表现为医患冲突，也逐渐呈现出社会政治学的特征。

杨震指出伤医事件背后有两个层面，一是从源头上绕不开一个“钱”字，伤医事件常发生在城乡无业、失业和半失业人员中；二是医生无法让病人在医院真正快乐起来，但是可以避免病人在医院极度愤怒，或者极度绝望。关于这个两个问题，近代医院实际上早有关注。

关于赤贫阶层看病的问题，盛京施医院曾发行优待券以回馈社会；抗战时期公立医院社会服务部曾多次举办活动为贫寒病人募集救济金。历史上也有如何减缓病人痛苦的经验，近代医院就有《医院执事祷文》规定医院行政人员为不同病人的祈祷方式。历史的经验远不止此，困扰医院的“三长一短”现象早在1953年的《北京市医院管理工作》中就有所解答；而今难以实现的分级诊疗，在1957年北京和上海就已经规划；1964年北大人民医院就已经提出“控药”，引导如何合理使用抗菌素。

随着经济发展，大众对历史的兴趣增加，医疗机构如今也有更多的人文诉求，医疗史日益受到重视，医史协会、院史馆等机构逐渐建立。杨震尝试从历史中发掘新知，并进行了一些探索和实践。比如在教学方面开设近代医学人文历史学里的本科通识课程，在医院举办“中国医院历史与医学人文大会”。值得一提的是，去年举办的“近代中国医学人文历史大展”展出共500件实物史料，涵盖中国近代医学史的各个方面，吸引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

这十多年来，杨震因工作关系一直处在医患危机的最前沿，他感慨：“医学历史，让我找到救赎。”他认为未来的医学史研究应该走进医院，医院研究医学史的优势在于对医学的理解更加深刻，同时拥有资金和史料支持，医学史的研究也应该面向医务群体。医院也应通过医学史的研究来找寻医学记忆、回溯医学渊源、把握发展脉络，从医史中去找寻现时问题的答案。

华东医院与中国老年医学学科发展史

医院史是医学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医学史研究者有必要了解当下医院的发展历史和运行方式。上海华东医院的前身为宏恩医院，建成于1926年，其医院建筑为犹太建筑师邬达克在上海的早期作品。1950年解放军接管后成为中央保健基地之一， 1951年建成干部医疗保健医院，承担着干部的医疗保健任务。1987年华东医院成立了上海市老年医学研究所，是我国最早的老年医学研究机构之一。

上海华东医院院长兼党委书记高文教授的报告以华东医院为例，展示了中国老年医学的学科发展和文化建设。老年医学学科起源于长期照料和收容院，后发展到聚焦于学科管理、中间照料和老年康复，如今老年医学则更关注健康促进、老年病急症和老年病亚专科诊治。中国的老年医学学科起源于1950年代，依托于干保科。1980年代虽然先后成立了上海市医学会老年医学分会、中华医学会老年医学分会，但学科并没有得到充分的发展。直到2012年，国家发布临床重点学科老年医学科建设，中国老年医学学科才正式迈入发展轨道。他表示，老年医学一直是华东医院的特色，在老年糖尿病足病、老年淋巴瘤、高龄心脏介入治疗方面处于国内领先地位，未来还将进一步发挥老年医学的优势。

王吉民与《中华医史杂志》

中国医学科学院中国医史文献研究所研究员、《中华医史志》编辑部主任牛亚华着重介绍了王吉民和中华医学会、《中华医学杂志》的关系。

《中华医史杂志》是中华医史学会的一个会刊，1947年创刊，王吉民是主要创办者和撰稿人。在抗战年代，王吉民变卖家产，力争完整保留中华医史学会和医史博物馆。牛亚华教授对中华医史学会和《医史杂志》的创刊历程进行了详细梳理。1935年，中华医学会在广州举行第三届大会，发起成立医史委员会，推王吉民为主席，1937年医史委员会改称中华医史学会。医史学会的早期会员以医药学家和临床医生为主，还包括在华工作的外国传教医师。学会的工作任务中“发行医史杂志”就是重要一项。1936年，医史学会就借《中华医学杂志》出版了第一期医史学专号，为杂志创刊做准备，到1947年，《中华医学杂志》总计出版“医史专号”9期，并被美国医史学会《医史月报》转载。1946年冬，中华医史学年会决议通过发行《医史杂志》，作为学会的机关刊物。1947年3月，《医史杂志》创刊，发刊词中强调国家的进步与医学息息相关，医学史应当是学术史的重要组成部分。1947年，中华医史学会第二届大会在南京召开，大会正式规定中华医史学会的宗旨为“提倡医史研究、整理医学文献、保存医史文物”，规定会员无分派别，不限国界。这一时期的医史学会成为一个兼收并蓄的学术团体。1949年，《医史杂志》因经费问题停刊。

新中国成立后，中华医史学会第三届大会召开，大会的主要议题包括修改章程、医史杂志复刊、组织经济委员会、设立医史教材编辑委员会。1950年，《医史杂志》复刊，这一时期发表的文章大体延续以往的风格，但有些时代色彩的体现。1952年底，《医史杂志》改名《中华医史杂志》，编辑也由上海转为北京负责，这一时期，杂志发表的主要内容受苏联医学模式影响较大，杂志栏目分为：祖国医学史，苏联医学史、世界医学史、国际医史界动态等。1955年，国家整顿出版界，每一个学科只能有一份期刊，中华医学会仅保留《中华医学杂志》，《中华医史杂志》再度停刊。1957年，《中华医史杂志》以另外的一种面目出现——《医学史与保健组织》，1959年1月《中华医学杂志》和《医学史与保健组织》两个刊物自起合并，更名《人民保健》，1961年，《人民保健》停刊。直到1980年，《中华医史杂志》才重新复刊。

牛亚华指出，在政治运动不断的年代，《中华医史杂志》虽然受到一些影响，但编辑与作者仍然能够坚守学术底线，对人对事均能给予客观评价，这值得我们学习。

华洋之争与中西汇通：民初上海防疫浪潮中的王吉民

上海东华大学副教授袁媛的报告从王吉民早年的经历入手，关注从1894年5月香港爆发鼠疫，到1911年上海社会出现恐疫危机、7月王吉民受聘在上海法租界的中国防疫医院担任院长这段历史。1894年5月，香港爆发鼠疫，消息传至上海，在上海的洋人如临大敌。此种恐惧延缓至1910年10月，租界发现了染疫死亡的华人患者，工部局遂决定在染疫街区对华人进行逐屋查验。洋人单方面在租界进行强制性的暴力检查引发华人的反抗和暴动。骚乱发生后，华人商会介入进行调节，华人商会愿意协助洋人的市政当局进行宣传和说服，让华人民众理解防御的必要性和紧迫性。但是前提是必须修改防疫的法令，不再冒犯华人的生活习俗和文化传统。中国官方的态度也认为来自西方的防疫措施并不适合华人，中国官方还进行了系列安抚民众的工作，如派中国医生前来调查、在《申报》上刊登安抚人心的公函。11月初，华商商讨设立临时医院，凡租界华人可自行设院验视，如果有疫，留院医治，但这个办法还需要得到洋人工部局的同意。工部局代表认为鼠疫传染极强，若不厉行检疫、防疫，会严重威胁中西人士，华人自行查验恐有松懈。与此同时，工部局代表还认为租界设有华人隔离医院，且装备良好，再设立一所类似医院没有必要。对此华人代表坚持，港、澳发现鼠疫时即由华人自设医院、自行调治，表明华人有能力自办医院。经过四个多小时的商讨，双方商定检查鼠疫归华人自设医院，派出华人之习西医者，和平调查。在这样的背景下，王吉民受聘来到上海主持防疫工作。王吉民原在香港东华医院工作，东华医院原是纯中式的医院，以中医治疗方式为主，但1894年鼠疫爆发以后，才将西医的治疗方式和防疫方式引入，因此在上海他所采用的防疫方式仍以西医为主。

袁媛认为王吉民之所以会关注中国古代医学，也与当时抗击传染病的大环境相关。在近代西医能力不够的背景下，中西医都在面对治疗传染病的问题。王吉民先生在早期的文章中将中医治疗传染病的方式一一罗列，并对这些方法进行评价，这些客观批判传统的精神今天仍值得我们学习。

西方医疗社会史研究：新议题、新路径与新方法

熟悉国内外研究成果和研究动向是历史研究中的重要一环，就医学史领域而言，中国的医疗社会史研究也应该梳理清楚英美史学界的研究动向，才能够更好地与国外学者对话。

上海大学文学院院长，长江学者张勇安教授通过谷歌学术的关键词搜索发现，医疗社会史研究虽然起步于20世纪80年代，发展却十分迅速。尤其是2000年以后，在西方学术界尤其是英美学术界，医疗社会史已然经成为越来越受关注的研究领域。英国许多大学都有自己的医疗史研究平台和学术团队。

剑桥大学在20世纪40年代就成立了历史与科学哲学系，目前已经成为医疗社会史和科技史的教学研究领域影响力最大的重镇之一；牛津大学的医学史研究团队主要关注亚洲的疟疾、军事和海军医学史、全球卫生史；伦敦大学的卫生与热带医学院关注公共卫生史，尤其是公共卫生机构；伦敦大学国王学院有自己的科学、技术与医学史系，尤其关注卫生、食品、物质史和动物医学；曼彻斯特大学的研究领域包括医学技术、环境科学以及宠物医学；华威大学专注于手术和解剖医学史、后殖民时期殖民地的医学史、社会抗争以及性别医学；格拉斯哥大学专注于医疗社会史研究；杜伦大学关注公共医疗知识与专业知识之间的博弈，医生权威的构建与认同，医学知识的传播与认同；约克大学关注全球卫生史研究、天花清除的历史展开研究；伯明翰大学则更着力于对烧伤医学与英国认同、医学教育、儿童医学的研究。值得注意的是，英国许多医疗史研究机构和平台都得到了惠康信托基金会（Wellcome Trust）的支持，惠康基金会致力于支持学科和观念交叉融合的卫生研究、与卫生相关的重要议题、为学者和研究者提供奖学金资助、以及图书档案的数字化等项目。

就美国而言，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是美国医疗社会史的开创者，其研究领域包括老年痴呆，中国的医药、妇女及性别史研究；耶鲁大学医学院具有悠久的历史，他们对医学观念、实践以及机构的关注也独具特色；密歇根大学关注移民的卫生防疫，从而为美国的海关防疫和公共卫生政策提供咨询，并且他们有大型的数据库和文献中心供研究者使用；哥伦比亚大学的公共卫生学院近年来也得到美国人文基金支持，致力于全球公共卫生历史、公共卫生的政治学以及工业医学研究；哈佛大学注重公共卫生人才的培训、医疗卫生研究；芝加哥大学专注科学革命、科学演变、精神医学发展等领域的研究；斯坦福大学在医学图像以及口述史、数字媒体与医疗史的结合等方面独具特色，而且他们拥有的医学类数据库，是重要的研究工具。

总体来看，从英美学界的医疗社会史研究趋势来看，他们的关注点主要在新殖民医学史、冷战医学史、动物医学史、以及国际组织与卫生史等新兴研究领域。在研究过程中，英美学界注重大数据的运用，将宏大叙事与中观微观研究的结合，关注医疗社会史的全球转向以及比较研究。

《钦定格体全录》之“週身血脉图”再考察

北京大学医学史研究中心教授张大庆首先就近期热点事件分享了他的看法。他认为事件背后反映出的是社会对医学常识的遗忘，尤其是在医学现代化高度发展的今天，忘掉常识后就常常出现一些误判和误解。因此，医学史的研究，不仅要面向学术界，也应该面向大众，呼吁大众回归常识。

张大庆的报告缘起于新材料北大医学图书馆保存的Thomas Bartholin的《新编人体解剖学》的发现。张大庆首先对本书的来源进行了考证。上个世纪三十年代，原北医校长鲍鉴清在欧洲访学时获得《满洲解剖学》一书，并从市场购入Dionis与Bartholin的解剖学著作。鲍鉴清回国后对照两个解剖学著作和康熙《钦定格体全录》看两者之间的翻译关系，后将其发表在《解剖学通报》上。他将《满洲解剖学》影印本自己保留，Dionis与Bartholin的解剖学书送给北大医学图书馆。张大庆对《週身血脉图》的底本进行了详细比较。Bartholin编撰《钦定格体全录》参考了Dionis的《人体解剖学》的内容和Bartholin《新编人体解剖学》的插图。但是对照《週身血脉图》的主要内容发现，《週身血脉图》不仅与这两本书相关，其中一些内容还来自更早的Andre Du Laurens的《人体解剖图谱》。值得注意的是，《週身血脉图》在原本插图的基础有所变化，如增加了满族服饰、将西洋人的发型改为中国人的法相、将性征隐去。张大庆还提出值得进一步思考的问题，如《週身血脉图》与《西医人身骨脉图说》是什么关系？《钦定格体全录》的书名翻译中满文和汉文有什么区别？张大庆教授还指出西方对《钦定格体全录》的研究比国内多，就国内而言，满文版《钦定格体全录》的内容、不同版本的《钦定格体全录》及其流传和影响都是值得研究的题目。

医学史研究的格局、方法与方向

当今社会，越来越多医务工作者开始关注医学史，希望从历史中为现实困境找到突破口。在这样的背景下，复旦大学历史学系高晞教授重新思考了医学史研究的格局、方法和方向。

高晞教授的报告首先围绕医学史的格局展开。医学史的格局包括人群、领域、视野，从人群上看，2003年前，中国医学史的领域当中的主体人群大都是医生，比如王吉民、陈邦贤、李经纬等。此后，历史学界逐渐进入医学史领域，研究人群和学术背景的变化使医学史研究的路径发生转向。就领域而言，医学史研究仍主要关注中国医学史，但开始由内史向多学科渗透，世界史、性别史、社会史、人类学史、环境史和海洋史等都逐渐渗透到医学史的领域中。就立场而言，现有的研究大都站在中国中心论的立场上，并没有将中国医学置于全球史的背景下去思考其知识结构，在世界的学科发展进程考察中国医学的贡献及其对近代西方医学兴起所产生的影响。回顾历史，可以发现，医学史是近代西方医学传入中国的产物之一，早期的医史研究者都拥有一定甚至浓厚的西医背景，他们是用西式的框架和理论研究传统医学，以王吉民为代表的第一代的医学史家是可以直接与西方学者对话的，他们那一代人比我们的视野更宽广。

医学史书写与医学知识建构密切相关，西方医学在推广科学观念时曾借助中国医学来重构医学史框架，比如波义耳在创建其实验科学思想，撰写西方医学思想史专著探讨实验之至科学实用的意义，并将视野投向中国与阿拉伯医学历史。西方传教士将西方知识体系带入中国，他们打破中国原来的知识体系，以西方知识来重新书写中国的医学史，这样的结构对中国近代学术界和思想史界影响很深。近代中国医史研究者也逐渐认识到调整中医的走向跟医学史、中国医学史的书写是分不开的，中医知识体系要进行变革，必须重新书写医学史。1933年的出版《中国医学变迁史》就提出用科学的方式去评估中国医学，重新书写医学史，这与当今中医院校的教育宗旨是相吻合的。

谈及当下的医学史研究，高晞认为现代医学史研究存在一个很严重的问题：“没有医学的医学史”，医生和史学家间并没有建立起互动、进行实质性对话。与此同时，如今的医学史研究虽然强调在地化和传统特质，但实际上仍未走出西方语境，中国医学史界仍未找到自我。关于未来的研究方向，高晞指出，应该思考中国的医学史研究到底是站在什么中心？过于强调地方性有可能陷入中国中心论，而所谓全球视野又应该如何入手？我们应该用什么样的语境去研究中国医学史和世界医学史？中国医学史研究是不是还要受西式的语境影响？最后，高晞指出，“医学史离医学有多远，医学史家离医生也就有多远。”

报告结束后进入圆桌讨论环节。与会者就报告内容分享了自己感悟，同时聚焦现实问题，围绕医学史如何为医院服务，如何建设医学史和多学科的合作平台提出了自己的想法。

中信保诚人寿持续开展助老公益活动 为做好养老金融大文章贡献力量

11月27日，中信保诚人寿公益志愿者走进北京恭和苑养老社区开展爱心助老公益活动，为养老院的长辈们带来防电信金融反诈公益讲座，通过深入浅出的讲解传授金融反诈知识，得到了养老社区和老人群体的认可和欢迎。

这是中信保诚人寿近年来在助老公益方面所做出的积极探索之一。近年来，中信保诚人寿积极组织志愿者走进养老社区，通过公益讲座、爱心慰问和沟通交流等方式，为老人们送去了温暖与关怀。

与此同时，中信保诚人寿人寿扎实践行“金融为民”的理念，持续推进养老金产品落地、开展贴心的适老化服务，展现了对老年群体的深切关怀与责任担当，为做好“养老金融”大文章贡献力量。

持续创新模式 组织志愿者服务老年群体

11月27日，来自中信保诚人寿的8名志愿者来到位于北京恭和苑养老社区（双井院区），开展了一场名为“银龄新智慧，守好钱袋子”的电信金融反诈公益讲座，向老人们详细剖析了各类新型电信诈骗手段，如共享屏幕技术远程遥控手机，“AI换脸拟声”类骗局，虚假投资理财诈骗，网络购物退款诈骗等新手段以及新型金融骗局的特点与危害。同时，志愿者们与现场老人们进行了亲切交流，倾听老人的心声，分享生活的点滴，给老人们带来了关爱。

为了能更加透彻地领悟如何面对衰老，从而更好地理解老人，陪伴老人，服务老人，中信保诚人寿青岛分公司则于10月底开展青年养老院模拟体验，邀请受试者穿戴高龄模拟体验设备，从视觉、听觉、触觉、嗅觉、味觉和行动力方面模拟作为高龄老人时期，身体会出现的各种状态，深刻的体会到老人生活真实痛点。

今年以来，中信保诚人寿持续围绕“坚持以老年人为中心，构建老年友好型社会”这一主题，开展了一系列丰富多彩的公益活动，营造了敬老爱老的良好社会氛围。10月，广东东莞中支走进东莞东城敬老院开展公益活动，通过开展金融反诈讲座、爱心慰问等方式，给老人们带去关爱。8月，中信保诚人寿广西分公司赴华邦美好家园南宁青秀孝慈苑开展敬老、助老活动。同时，中信保诚人寿全国各地分支机构也持续通过消费者权益者保护日、保险公众宣传日和金融教育宣传月等契机，深入社区和养老院等机构，积极为老人开展金融知识宣讲和反诈知识宣讲。

丰富养老保险产品供给 为老年生活提供坚实保障‌

在老龄化趋势日益加剧的背景下，人民群众的养老保障需求也愈发多层次化、多样化。养老金融作为银发经济的重要一环，不仅具备养老金筹资和管理的功能，同时也能较好地协助对冲长寿风险。近年来，中信保诚人寿积极研究专属商业养老产品政策并开展调研，从产品及服务两个层面积极布局专属商业养老领域。

据了解，中信保诚人寿在养老产品经营方面深耕已久，早在2009年便推出首个养老年金保险“安享未来”，并在此之后根据国家政策和客户需求不断迭代。2023年，中信保诚人寿开发推出个人养老金保险产品中信保诚“安享年华”年金保险，不仅能为客户提供风险保障，更能保障客户身价增长，真正能够满足客户多方面的实际需求，为客户提供更加稳定、长期、持续的资产配置补充。同时公司坚持老有所保，围绕老年人的切实需求，新产品设计中，充分考虑老年人保障需求，提升各类型产品的投保年龄上限。新开发的中信保诚“臻享惠康”重大疾病保险 B 款，进一步强化老年特定疾病保障，增加对阿尔兹海默、糖尿病特定并发症的保障。新增长期护理保险金和生命特别关爱金。在由《中国银行保险报》举办的首届“金口碑”保险产品创新大会上，中信保诚“安然无忧”中老年医疗保险 B 款凭借优秀的产品设计，获评“金口碑”年度适老保险产品。

今年10月，在中信保诚人寿和得到战略合作暨保险服务平台、税优新品发布会上，中信保诚人寿推出“安享年华”年金保险（至诚版）、“安享风华”两全保险（至诚版）、“乐享无忧”终身护理保险两款税优个人养老保险和一款税优护理保险，旨在通过“养老 护理 税优”的方式为客户养老提供更为周全的守护，为品质养老加分。

同时，在拓展养老产品体系的过程中，中信保诚人寿联合兄弟公司资源渠道和投资优势，推出中信保诚“安享丰年”专属商业养老保险。自此，中信保诚人寿也成为专属商业养老保险从定向试点转为常态化经营后率先开发此类产品的寿险公司。

优化适老服务 提高长者客户体验

中信保诚人寿以保险产品为枢纽，将综合服务有效衔接、坚守金融工作的人民性，积极从制度建设、差异化服务、康养服务等层面做好保险保障服务的有益补充。

长者客户的服务体验始终是中信保诚人寿致力提升的重要方面。除了为长者客户保留柜面人工服务、电话人工服务等传统方式之外，近年来，中信保诚人寿陆续推出系列长者客户的服务举措。客服柜面推出“只跑一次”服务承诺，配置专属人员接待老年人客户，开设长者客户专号、绿色通道或专窗，配置老花镜、爱心座椅等必要物件，部分机构客服柜面还配置了急救包、轮椅、拐杖及无障碍设施，对行动不便的老年人客户派专人提供上门服务。

同时，通过智能化、数字化手段，中信保诚人寿以科技赋能，不断提升长者客户们的服务体验。在原有的智能语音导航基础上，引入语音应答服务功能，长者客户们可以24小时与智能AI客服互动，自助完成理赔报案或查询产品及公共信息。此外，为帮助长者了解保险产品特点及投保风险，推出全新的保险条款解读方式—条款可视化服务，通过生动、直观的视频动画方式，用简单语言说专业内容，将晦涩难懂的保险条款变得通俗易懂、简洁有趣；为打造全流程长者服务助手，在官方微信公众号、官方网站保单服务界面分别设置“适老放大版”“长者助手”功能，更加便于老年客户清晰阅读并使用保单服务。

此外，为了向长者客户提供更便捷和愉悦的服务体验，中信保诚人寿还定制差异化客户热线功能。首先，实现了IVR智能语音导航功能，使长者客户可以通过语音指令获取产品介绍、查询保单信息和辅助理赔等服务，无需依赖按键或触摸屏。其次，推出了“一键呼入”功能，为长者客户单独设置了专享免排队服务通道，无需再经过语音提示、数字选择等环节，即可直接路由至尊长专席获取服务，大大缩短了接入热线的等待时间，简化了对电话按键的操作流程。截至2023年度第四季度末，公司已成功识别并转接超过1.1万名的长者客户至尊长专席。在实际服务中，长者客户接通人工服务的平均时长仅为6.5秒。这一改进不仅为他们提供全流程的便捷服务体验，而且极大地提升了长者客户与公司互动的便利性和效率。

本文源自金融界

【卫生健康事业发展巡礼】儿科不姓“小”，70年变化大

5月的一个周一清晨，我们来到中华医学会儿科学分会主任委员、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王天有教授的办公室。谈起儿科的大事小情，王教授如数家珍，在他的娓娓讲述中，中国儿科学70年的发展如一幅磅礴画卷，徐徐展现。

“从新中国成立初期全国仅有不到10所儿童医院，到今天全国已建成超过100所儿童医院；从过去只有省/市级医院成立儿科，到现在众多二级/一级医院都建立起儿科诊室；从一个综合性小学科，发展到各亚专业分支齐全的大学科；从过去‘听故事’，到今天我们可以在世界舞台上讲故事”……王天有教授感慨，“新中国成立70年，也是中国儿科事业、儿科队伍不断壮大的70年，儿科领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1937年，我国现代儿科先驱者富文寿、祝慎之、高镜朗、诸福棠等发起成立了中华医学会儿科学分会。中国第一所儿童医院在上海建立。

1938年，《中华医学杂志》开设儿科专号。

1943年，诸福棠主编的《实用儿科学》出版。

1947年，中华医学会儿科学分会召开了第一届全国儿科大会。

1950年，创办《中华儿科杂志》。

1973年，中华医学会儿科学分会加入了国际儿科学会。

1990年，中华医学会儿科学分会加入亚太地区儿科学会。

2013年，“中国儿科医师奖·终身成就奖”和“中国儿科医师奖”成为儿科医师最高奖项。

新中国成立70年，我国人均预期寿命翻了一番，从35岁猛增至77岁。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在近期例行新闻发布会上直言，“这其中最重要的贡献就是我国5岁以下儿童死亡率的下降”。

同期发布的《中国妇幼健康事业发展报告（2019）》指出，我国新生儿死亡率、婴儿死亡率和5岁以下儿童死亡率分别从1991年的33.1‰、50.2‰和61.0‰，下降至2018年的3.9‰、6.1‰和8.4‰。

这既得益于政府和社会的持续关注，儿童医疗服务体系和相关法规政策的逐渐完善，更离不开儿科学科的发展与儿科医护人员的贡献。儿童是祖国的未来，儿科发展举足轻重。

（一） 几十载深耕细作，亚专业枝繁叶茂

王天有教授介绍，从1937年现代儿科先驱者富文寿、祝慎之、高镜朗、诸福棠等发起成立中华医学会儿科学分会，到1943年诸福棠主编的《实用儿科学》出版，中国现代儿科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已分化发展为基础儿科学、发育儿科学、预防儿科学、社会儿科学、临床儿科学等分支齐全的综合学科。

各亚学科专业在诸多领域跻身国际先进行列，包括新生儿专业新生儿窒息、新生儿黄疸等领域；呼吸专业感染性疾病、哮喘和呼吸介入治疗方面；血液病专业对儿童各种类型白血病的综合诊治等诊疗实力与日俱增。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儿童保健专业已在我国建立了国际上独一无二的专业体系，三级妇幼保健网几乎覆盖到每一个角落。

随着各领域儿科指南、共识的相继问世，儿科疾病的诊治逐渐走向规范化。近些年，在儿童感染性疾病、代谢性疾病、心血管疾病、消化系统疾病、呼吸系统疾病、血液病等多领域共推出专家指南共识逾100项。

过去，在国际学术领域“听故事”的中国儿科同道，如今奋发走上了“讲故事”的舞台，纷纷在国际顶尖学术期刊发表论文，学术进展令世界瞩目。

一批优秀分子孜孜不倦，为中国儿科赢得了诸多分量级国际奖项：荣获“丹尼斯-布朗金奖”的张金哲院士、“亚洲突出贡献儿科医师奖”的胡亚美院士、“安万特-巴斯德奖”的杨永弘教授、“道格拉马奇奖”的江载芳教授、“亚洲杰出儿科医师奖”的赵正言教授等，他们不仅为中国儿科跻身世界先进行列代言，更为中国儿科持续发展注入了榜样的力量。

（二） 二十年兜兜转转，不改对儿科的爱

谈及儿科，总绕不开儿科医疗资源的供需矛盾。这一矛盾有多方面原因：儿童不是成人的缩小版，其疾病病情进展快、个体差异大、病情易延续；孩子不懂表达，导致疾病诊治困难；1998年，高等教育改革，医学院的本科教育取消了儿科专业，儿科人才供给源泉突然断流……面对独生子女时代父母对孩子就医的高要求，和随后二孩时代激增的儿童就医需求，儿科供需矛盾日益凸显。

令人欣喜的是，最近几年，在党中央国务院的高度重视下，多部委出台《关于加强儿童医疗卫生服务改革与发展的意见》，全国20所高校在停招18年后恢复儿科本科招生。在一揽子政策支持下，儿童医院数量明显增加，儿科服务能力不断提升，儿科医务人员数量逐步增多，加之儿科医生的职业荣誉感逐渐得到社会认可，一些儿科医生重新回到了自己热爱的岗位。

国家卫生健康委医师电子化注册系统最新数据显示，截至2018年，我国拥有儿科医师23万名，每千名儿童拥有0.92名儿科医生。我国共有儿童医院228家，开设儿科的综合医院等2万余家，每千名儿童床位数为2.22张，儿童医疗供需矛盾明显缓解。

尽管“短板”依然存在，23万儿科医生凭借对职业始终不变的爱，坚守岗位、敬业奉献，扛起了4亿儿童的健康重任。

（一） 大型现代儿科医学全书《实用儿科学》问世

20世纪30年代末，在早期儿科医疗实践中，我国现代儿科医学奠基人诸福棠深切感受到中国儿科医疗事业急需一部全面的大型现代儿科医学全书。结合中国国情、民族和地域特点编写一本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儿科医学全书成了诸福棠奋斗的目标。经过夜夜耕耘，苦战五载，1943年1月，80万字的《实用儿科学》出版了。

诸福棠在写作初稿时，亲自动手写了80%的内容。他的同事和助手范权、苏祖斐、吴瑞萍、邓金鍌等人都参加了编写。诸福棠开创了儿科医学著书发挥各自专长、集体协作的先河。以后该书的多次再版也遵循和发扬了诸福棠这种集大家之专长，采各地之优势的精神，保持了《实用儿科学》的权威性。

《实用儿科学》既汲取当时世界上先进的儿科医疗知识和临床经验，又密切结合中国具体情况，对各地的地方病、传染病、常见病、多发病等特点，都做了详细论述。

诸福棠还把他预防为主、重视保健工作的医疗思想贯穿在《实用儿科学》著作之中，这在20世纪30年代还没有人如此准确具体地提出这一先进的医疗观点。

（二） 有效控制脊髓灰质炎、麻疹、腺病毒肺炎

20世纪50年代，脊髓灰质炎（俗称小儿麻痹症）和麻疹严重危害我国儿童健康。我国自主研制的脊灰减毒活疫苗和麻疹疫苗，为中国人预防和消灭小儿麻痹症、降低麻疹发病率和死亡率提供了有力武器。

诸福棠是胎盘球蛋白的发明人，在麻疹疫苗问世之前，胎盘球蛋白对控制麻疹的流行发挥了极重要的作用。

20世纪60年代，麻疹减毒活疫苗在国际上迅速发展。诸福棠参加并组织领导了这项国内麻疹减毒活疫苗的试制工作，与北京、上海、长春等地儿科工作者一起团结协作，最后取得了成功。

1964年，在北京召开的国际科学讨论会上，诸福棠代表中国七个研究单位做了题为《麻疹人工自动免疫的研究》的学术报告，受到国内外科学家的一致赞扬。这项科研成果推广到全国的城市乡村，控制了历年频繁发生的麻疹大流行，麻疹不再成为危害儿童的大患。

1958年和1963年，我国暴发了较大规模的腺病毒流行，疫情较严重。当时腺病毒肺炎病人死亡率较高，但由于它多见于儿童、且不传播给医务人员，因而没有引发全社会恐慌。首都儿科研究所与中国医学科学院病毒系合作，从临床重症肺炎患儿的标本中分离到了腺病毒并确定了病原学关系，确定了3、7、11型是我国儿童腺病毒肺炎的最常见病原，推动了疾病的有效控制。

（三） 小儿白血病，不再是死神的代名词

20世纪70年代，我国小儿白血病病死率高，治疗难度大，患上白血病基本就等于宣判了死刑。

在国内尚无成功经验可借鉴的情况下，1977年，北京儿童医院胡亚美和课题组同志借鉴国外文献，利用仅有的几种抗癌药物开始了临床试验治疗。中国儿童体质差，承受不了大剂量的药物，但剂量不足又不能有效地控制病情，因而需要找到属于中国自己的儿童白血病适用方案。

通过不断探索、不断总结、不断修改方案，至1982年儿童白血病的临床研究取得了初步成果，5年持续缓解率为53%。至1992年儿童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5年存活率已达74%。2008年国内组建了第一个儿童淋巴细胞白血病多中心研究协作组，至2016年入组病例超过2 000例，5年无病生存率超过80%，其中标危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无病生存率在90%以上，达到国际先进、国内领先水平。

中国方案解决中国问题，这些成果在我国儿科学发展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在我国儿科学发展历程中，出现了很多泰斗人物：诸福棠、祝慎之、高镜朗、张金哲、胡亚美、黄澄如、郭迪、颜守民、潘少川等，他们为中国儿科事业的发展作出不可磨灭的贡献。

（一） 诸福棠

诸福棠为我国现代儿科医学奠基人，他对儿科的突出贡献集中在以下三个方面：①牵头研制麻疹减毒活疫苗并推广至全国，降低了麻疹的发病率和病死率，使这一危害儿童健康的主要传染病在我国得到有效控制。②在繁忙医疗教学之余，广泛收集材料，参考国外大量文献，并于1943年首版了大型现代儿科医学全书《实用儿科学》。③和友人吴瑞萍、邓金鍌一起创建了北平私立儿童医院，并将其发展壮大，创立了北京儿童医院，提出了“公慈勤和”的院训，培育了一代又一代的儿科医师。

（二） 祝慎之

诸福棠与上海的祝慎之、富文寿、高镜朗等人筹建中华医学会儿科学分会。儿科学分会于1937年在上海成立，祝慎之任首届主任委员。

（三） 高镜朗

1923年，高镜朗与颜福庆等人共同创办国立上海医学院。回国后，开设上海最早的儿童专科医院——福幼医院。新中国成立后，参与筹建上海第二医学院和新华医院。1954年，受聘为上海第二医学院儿科系主任。1978年指导成立上海市儿科医学研究所，并任所长。

（四） 张金哲

张金哲于1950年在北大医院创建了小儿外科，成为我国小儿外科创始人中声望最高的一个。1955年起在新建的北京儿童医院外科大展鸿图，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创建和完善了全国最大的小儿外科中心。先后培养了数百名小儿外科医生和近20名硕士、博士、博士后研究生。1997年入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2000年获英国皇家学会“丹尼斯—布朗金奖”，该奖为国际小儿外科界最高成就奖；2002年获“2002年印度小儿外科甘地金奖”。

（五） 胡亚美

胡亚美在20世纪50年代研究制定了适合我国国情的小儿营养性贫血治疗和预防方案。60年代悉心研究婴儿腹泻的病因、发病机制和临床特点，制定并推广了合理的输液疗法，使该病的病死率由20%下降至1%。1976年在我国率先开展儿童白血病治疗，取得了突破性进展。她曾任北京儿童医院院长、中华医学会副会长；现任北京儿童医院名誉院长。1994年，胡亚美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

过去70年，我国儿科学领域结出了累累硕果。展望未来，儿科学进一步发展挑战与机遇并存。

（一） 诊疗模式发生转变

王天有教授介绍，过去的儿童营养性疾病、儿童传染病、儿童感染性疾病呈下降趋势，而出生缺陷与遗传代谢性疾病、儿童肿瘤、儿童心理行为疾病、小儿肥胖、糖尿病等儿童慢性病呈上升趋势，变异的新型病原体疾病时有发生。

随着儿童疾病谱的变化，儿科诊疗技术与模式发生了重要转变：生物医学模式向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转变；传统医学模式向精准、循证、整合医学模式转变；“单一救治模式”向“防-养-治”的一体化模式转变；传统化疗、放疗的细胞攻击模式向靶向性、生物治疗模式转变。

（二） 新技术不断涌现

儿科诊疗正在不断开创和应用新技术：生命组学技术方面的探索包括基因组学、蛋白组学、代谢组学、微生物组学等；生物治疗方面，儿科已开展了CAR-T细胞疗法治疗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急性淋巴瘤等，发展前景较好；免疫抑制疗法、分子靶向治疗等也在儿童再生障碍性贫血、Ewing肉瘤等领域应用；干细胞与再生医学领域，地中海贫血的半相合骨髓移植成功率我国在世界名列前茅，儿童肝移植、急性白血病自体造血干细胞移植、神经干细胞移植等发展势头强劲；数字化诊疗技术在全国各地逐步开展，医疗大数据和人工智能已开始用于儿童常见病的智慧诊断……这些新技术将有力推动儿科未来的快速发展。

（三） “整合”才能突破瓶颈

面对儿科医疗资源供需矛盾、儿科诊疗缺乏专属标准、儿童用药研发领域问题亟待解决、儿科领域学术影响落后于成人、人才体系建设存在困境等诸多瓶颈，王天有教授认为关键在于整合：通过时、空、人三个纬度进行整合，实现“预防-治疗-康复”一体化，“基础-临床-转化”一体化，“产前-儿童-成人”一体化；建立国家-省-市-县纵向四级分级诊疗，使病人有序就诊；加强临床儿科医生、儿科研究人才、儿科医学生培训，建立完善的人才梯队，让不同的人才在自己擅长的领域发光发热。

采访最后，王天有教授看着我们，目光坚定地说道，“只要政府重视、社会认可、儿科医生努力，儿科的发展前景将一片光明！”

作者：孙云

单位：中国医学论坛报社

来源：中国医学论坛报，2019，34（1662）：48-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