糖尿病的自然疗法(糖尿病的自然疗法有几种)

• 1、干细胞疗法、冷冻疗法，医学界贡献治疗糖尿病新招术
• 2、科技与文明 | 糖尿病治疗史：饥饿疗法
• 3、新方法有望治愈Ⅰ型糖尿病

干细胞疗法、冷冻疗法，医学界贡献治疗糖尿病新招术

治疗糖尿病，医学界又贡献了新招术

常规的糖尿病治疗包括控制饮食、增加活动量、口服降糖药、注射胰岛素等。多年来，一批一批研究人员致力于在遗传因素与环境因素方面探索糖尿病的发病机制，并在此基础上开发出各类创新疗法和干预措施。

11月14日是联合国糖尿病日。糖尿病是以高血糖为特征的一类代谢性疾病，现已成为威胁人类健康的重大疾病之一。目前，糖尿病分为1型糖尿病、2型糖尿病、特殊类型糖尿病和妊娠期糖尿病。

2021年，我国20—79岁糖尿病患者总数、因糖尿病导致的死亡人数均排名全球第一，20—79岁群体因糖尿病产生的医疗费用排名全球第二。据估计，2045年我国20—79岁糖尿病患者数将上升到1.744亿人。

常规的糖尿病治疗包括控制饮食、增加活动量、口服降糖药、注射胰岛素等。但这些治疗方案效果有限，且不能阻断并发症发生以及阻止病程进展。

为了突破治疗瓶颈，糖尿病领域的相关研究者在不断努力。近年来，出现的一些新的治疗方向和方案给糖尿病患者带来了福音。

干细胞疗法 有望使患者摆脱频繁的胰岛素注射

糖尿病的病因，简而言之就是在多种因素作用下病人胰岛β细胞出现罢工或怠工，导致胰岛素分泌减少或作用减弱。因此，恢复胰岛β细胞功能，有望使胰岛素依赖型患者摆脱频繁的血糖监测和胰岛素注射。

据悉，糖尿病干细胞疗法始于1998年。到21世纪初，该领域受益于模式生物胚胎研究取得了一些突破，2010年后加速发展。目前，干细胞强大的增殖和分化潜能使其成为胰岛β细胞的潜在来源。

在干细胞疗法治疗1型糖尿病方面，该领域需要进一步提高干细胞转化生成成熟的、可产生胰岛素的β细胞的能力，还需要解决移植的干细胞衍生的β细胞免受免疫排斥并确保其纯度等重要问题。

今年年初，国际权威期刊《自然·医学》在线刊发了我国科学家在干细胞治疗糖尿病研究中取得的重要进展——北京大学邓宏魁教授研究团队、中国医学科学院彭小忠研究员研究团队和天津市第一中心医院沈中阳教授研究团队合作，解决了高效诱导人多能干细胞（IPS）分化成为功能成熟的胰岛细胞的难题。

IPS是具有多项分化潜能的干细胞，可以在体外通过诱导分化成为功能成熟的胰岛细胞，但分化效率低下一直是阻碍其发展的重要瓶颈。邓宏魁研究团队大幅度优化了IPS向胰岛细胞的分化方案，重点解决了如何高效率地诱导从胰腺前体细胞向胰岛内分泌细胞命运特化的技术难题，从而使体外大规模制备功能成熟的胰岛细胞成为可能。

研究团队通过临床前期灵长类糖尿病模型，将人IPS来源的胰岛移植给糖尿病恒河猴，受体猴血糖控制水平较移植前得到明显改善，糖化血红蛋白显著下降，并且病理学检测结果显示移植的胰岛细胞存活并保持良好的功能。更为重要的是，研究团队在灵长类动物实验周期内，未发现移植细胞发生致瘤现象，初步验证了人IPS来源的胰岛移植治疗方案的安全性。

SGLT1/2双重抑制剂 降低葡萄糖吸收量，控制血糖水平

此前，欧盟宣布批准Zynquista（sotagliflozin，索格列净）用于胰岛素的辅助疗法，帮助1型糖尿病患者控制血糖，这是Zynquista在全球首次获批用于治疗1型糖尿病。

Zynquista是钠—葡萄糖协同转运蛋白1和2（SGLT1和SGLT2）的口服抑制剂。SGLT1主要负责调控胃肠道对葡萄糖的吸收，而SGLT2主要负责调控肾脏对葡萄糖的重吸收。抑制这两种蛋白的功能可以降低人体对食物中葡萄糖的吸收，从而帮助1型糖尿病患者控制血糖水平。

SGLT2抑制剂用于糖尿病的治疗也得到了权威指南的推荐。2021年12月，美国糖尿病学会（ADA）发布了新版指南《ADA糖尿病医学诊疗标准（2022版）》。美国糖尿病学会指南是糖尿病领域最著名、最客观、最前沿的指南之一，每年都会依据糖尿病诊疗领域的最新进展和治疗理念进行更新。

新标准推荐的治疗方案依然保留了二甲双胍一线用药的地位，但与以往不同，二甲双胍已不是唯一的一线用药。该标准推荐，GLP-1RA、SGLT2抑制剂可用于部分2型糖尿病患者的起始治疗，并且人们可根据降糖需要选择是否联用二甲双胍。

葡萄糖激酶激活剂类药物 修复“血糖传感器”，重塑血糖稳态

11月5日至10日，在第五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上，多格列艾汀片（商品名：华堂宁），作为上海十年来医药界最新成果之一向全球进行展示。

该药品是葡萄糖激酶激活剂类（GKA）药物，是过去十年来糖尿病领域首个全新机制的原创新药，也是首次在中国推出的2型糖尿病全球首创新药。这款药物由上海企业华领医药技术（上海）有限公司研发，今年9月底获国家药监局批准上市。

“血糖传感器”——葡萄糖激酶在维持人体血糖稳态过程中发挥着核心作用。这款新药以葡萄糖激酶为靶点，通过修复2型糖尿病患者的葡萄糖激酶功能，恢复人体对血糖水平变化的敏感性，改善胰岛素早相分泌和β细胞功能，重塑血糖稳态，控制和延缓2型糖尿病的进展，并有望实现糖尿病停药缓解。

截至目前，多格列艾汀片可以单独使用治疗未经药物治疗的2型糖尿病患者；或在单独使用二甲双胍效果不佳时，搭配二甲双胍使用。对于肾功能不全患者，该药无须调整剂量。

中国科学院院士、国家重大科技专项“重大新药创制”技术副总师陈凯先表示，多格列艾汀片是一款具有新概念、新机制、新结构、新技术和新疗效等特征的全球首创新药。在国家重大科技专项支持的项目中，这是一个非常有标志性、有显示度的成就。

冷冻疗法 或为无法锻炼的糖尿病患者的降糖福音

在今年的欧洲糖尿病研究协会年会上，“冷到发抖有利于降血糖”成了一个热议话题。

来自荷兰马斯特里赫特大学的博士生亚当·塞勒斯在会上介绍了一项初步研究结果：对超重/肥胖成年人群进行的研究显示，反复短时间的冷暴露（达到颤抖）会提高人体葡萄糖耐量，降低空腹血糖和血脂水平，并显著改善血压。

塞勒斯表示，冷暴露改善了许多与2型糖尿病等疾病相关的心脏代谢指标。他认为，这种策略有望最终成为2型糖尿病的替代治疗或预防措施。

在未来的研究中，他们计划评估冷暴露对成年2型糖尿病患者的影响。塞勒斯认为，未来可能会出现像桑拿浴和蒸汽房一样的“冷藏治疗室”。

对此，斯德哥尔摩卡罗林斯卡学院的综合生理学教授安娜·克鲁克博士发表评论称，这项研究证明了“颤抖”带来的代谢效应。对于那些患有糖尿病但因各种原因无法锻炼的人而言，冷暴露可能是不错的降糖选择。不过，这种治疗策略能否付诸实践最终取决于其可被接受的程度。

百年来，一批一批研究人员致力于在遗传因素与环境因素方面探索糖尿病的发病机制，并在此基础上开发出各类疗法和干预措施，包括最初的动物提取胰岛素、重组与合成胰岛素，到后来的单克隆抗体、干细胞疗法及免疫细胞疗法等。与此同时，基于发病机制的糖尿病分型与诊断不断细化，人们可根据分型不同采取不同干预措施。

目前，人类已实现了糖尿病的长期、有效管理。征服糖尿病，未来可期。（记者 代小佩）

来源： 科技日报

科技与文明 | 糖尿病治疗史：饥饿疗法

本期导读

在胰岛素进入中国之前， 已有医生提倡糖尿病的饮食疗法。 1911 年，丁福保便在糖尿病的治法中提到食疗法， 该法认为糖尿病患者不可食用碳水化合物，应多食富含蛋白质的食物。

低碳水化合物的饮食疗法最初源自英国军医约翰·罗洛（John Rollo，1749—1809）在 18 世纪末提出的方案，罗洛认为糖尿病与肥胖有关，是一种源自胃部、继发影响肾脏和皮肤的疾病，淀粉类食物会使得尿糖升高，而肉类并不会产生类似的影响。 1797 年，他依据对两例典型糖尿病患者的治疗经验，总结了糖尿病饮食治疗的原则，该原则在欧洲影响甚大，尽管其基于一个错误的前提， 但却创造性地开启了通过饮食控制、 限制糖生成以治疗糖尿病的方法。

英国生理学家、内科医生弗雷德里克·威廉·佩维（Frederick William Pavy，1829—1911）是当时治疗糖尿病的专家，他在伦敦盖伊医院行医期间通过总结治疗大量糖尿病患者的经验， 发现罗洛提出的低碳水化合物食谱是最有效的可以使得尿糖消失的方案。

19世纪，德国化学家赫尔曼·冯·斐林（Herrmann von Fehling，1812—1885）、英国医生威廉·罗伯茨（ William Roberts， 1830—1899）等人的工作使得对尿糖进行定性和定量的测定成为可能， 许多医生开始通过测定尿糖来比较不同的食谱对糖尿病患者的治疗效果。

美国医生艾伦提出改革糖尿病饮食治疗的原则。艾伦认为是胰腺功能减弱导致了糖尿病发生。持续的高血糖刺激会导致胰腺衰竭，所以他笃信患者只能根据自己胰腺的“工作能力”摄入所需的最少饮食，因此针对病情严重、胰腺“功能低下”的患者更要严格限制饮食。艾伦的治疗方法被医学界形象地称为“饥饿疗法”。这种疗法看似残忍，不近人情，但却是当时西医学最有效的治疗糖尿病的方法。

饥饿疗法在中国亦得到了一定的应用。1917年，中华医学会和中国博医会联合在广州召开会议，参会的医生们就中国的糖尿病治疗问题进行了学术交流。香港大学的安尔（ H. G. Earle）首先做了报告，他介绍自己试用饥饿疗法治疗糖尿病的经验，并认为此疗法效果相当不错。在杭州行医的梅藤更（David Duncan Main， 1856—1934）则强调说，要让中国的糖尿病患者坚持严格控制饮食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安尔也认可这种说法，他认为虽说饥饿疗法是现有治疗中效果最好的办法，但是他还是会让患者自己选是否接受这种治疗，对于年龄较大的糖尿病患者来说，治疗效果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患者的意愿。

北京协和医学院的报告也印证了安尔的发言， 1917—1918 年， 北京协和医学院共有 11例糖尿病患者适用于艾伦的饥饿疗法，其中有4位患者拒绝接受该疗法，1位患者死于肺部感染，1位死于肠套叠和肾梗死。其余接受治疗的 5 人中，有 3 人病情有所好转。

饥饿疗法是个相当痛苦的过程，很多人难以或不愿坚持下来。支持这一疗法的英国医生奥托· 莱顿（ Otto Leyton， 1873—1938）曾经无奈地表示没有自律性的患者很难坚持治疗，因为他们不能抵抗诱惑。高镜朗亦在中国观察到了类似现象。他说，在中国，艾伦和埃利奥特·乔斯林（ Elliot Joslin）所制订的糖尿病食谱被广泛采用，即通过降低食物摄入量来减轻胰腺的负担。初期须严格绝食，并在之后按规定时间进食，且食量严格控制，远低于一般正常食量。该法治疗效果明显，但也会伴随出现身材消瘦、体力减损甚至身体功能障碍等现象。仅因难忍饥饿之苦，中途放弃的患者便已比比皆是。

胰岛素发现之前，饥饿疗法是西医学中唯一有效的治疗糖尿病的方法，在胰岛素发现之后，虽然大部分医生认为应该继续配合饮食疗法，但是关于饮食疗法具体应该怎么实施，则陷入了说法不一的状况。尤其是在 20 世纪 20 年代末 30 年代初，一些医生尝试着在给予患者胰岛素的情况下，增加患者食物中的碳水化合物含量，随后发现胰岛素用量并不一定也需要增加，于是，便有医生开始提倡糖尿病患者不再严格控制饮食的治疗方案，而关于如何指导糖尿病患者饮食的医学实践却因此陷入了混乱状态。

不过，西医学界治疗糖尿病的饮食治疗没有背离治疗规范，即根据胰腺的功能进食。要通过食物的称量和热量的计算来制定食谱，也给中国的西医师提出了将糖尿病患者饮食本土化的任务。

因为东西方食谱差异巨大，许多源自国外的糖尿病饮食方案并不适合中国。在西方人饮食习惯中，肉类等蛋白质成为主要食物来源，而中国人则以大米、小米、面粉为基本食材。所以民国时期，关于中国常见食物所含的营养元素以及热量也引起了学者们的关注，北京、上海、山东等地均有学者就此著有学术论著，以大米、小米、面粉等基本食材为基础，结合中国人饮食习惯，将包子、油条、豆汁等副食及酱油、醋等调料，都进行了热量换算。

医生们在实践中对中式饮食和糖尿病的关系评论不一，有些从饮食结构的角度出发，认为中国以植物元素为主的饮食结构有利于预防糖尿病，而不像许多西方国家的饮食结构存在营养过剩的危险。有的则从限制碳水化合物的角度分析，认为东亚人主食米面，而这些食物又含有大量的碳水化合物，反而不利于糖尿病的防治。由于当时美国、德国、英国等国家的糖尿病专家们对于通过控制饮食治疗糖尿病的观点众说纷纭，因此对于传入中国的饥饿疗法渠道也不尽相同， 中国医生则根据不同的饮食原则制订患者的饮食治疗方案。

王叔咸是中国较早从事糖尿病研究的内科专家，1937年他领导完成了中国最早的糖尿病调查，这次调查也是新中国成立前唯一一份大样本的糖尿病流行病学研究。考虑到许多存在经济或其他方面困难而不能住院取得相应治疗的患者，王叔咸根据自己在门诊治疗糖尿病的经验，总结成《糖尿病之简易实用治疗法》一书，该书也成为民国时期，中国糖尿病饮食治疗方案中治疗效果较好的指导手册。

王叔咸主张糖尿病根源于胰腺的功能受损，他提出的治疗原则是通过富含脂肪和蛋白质的食物以减少淀粉类食物的摄入量，从而减轻胰腺的负担。不过即便患者的尿糖消失，仍然要维持饮食治疗，因为胰腺的病根并未完全治愈。此疗法也在北京协和医学院实施多年，通过控制饮食治疗糖尿病成为当时临床医生十分重视的治疗方法。

他将糖尿病治疗分为三期，第一期是给患者提供极少量的碳水化合物，目的是使尿糖呈阴性。第二期是逐步增加食物中碳水化合物的量，直到尿糖复现，再适当减量，目的是得到一个可维持的碳水化合物的量。第三期是患者以不超过第二期测定的碳水化合物的量为上限，根据身体活动情况微调蛋白质、脂肪、蔬菜摄入量等。按此方案长期控制饮食。

为了避免患者进食单调生厌，王叔咸还列出了可等量换算的食物，以备调换口味。但是执行这个饮食方案的前提是，患者必须要知道自己的体重、劳动量对应的饮食热量，并将之分配为合适比例的蛋白质、碳水化合物、脂肪，还要保证脂肪酸和葡萄糖的比例合适。另外，还要做最基本的一项工作，即食物必须称量后计出总量，再分至三餐。

有不少医生与王叔咸一样，要求患者了解各种食物的大概成分，清楚可进食的食物种类以及每天的进食量。但实际状况是，中国患者常常有种误解，认为白米最有营养。一旦医生的饮食建议稍有不当，而患者感觉不舒服时，便会怀疑医生的治疗乃至诊断，甚至认为医生故意以糖尿病吓唬人。而且，患者回家之后，常因家庭琐事导致无法遵从在医院里制定的食谱。

在王叔咸治疗的患者中，有不少人未能够严格遵照医嘱进食，抑或是未做到长期坚持而导致疗效不佳。王叔咸还提到，有些患者曾历经中西医生治疗，第一次到北京协和医学院就诊后没有接受正规治疗就离开了，后来经熟人推荐才再次就诊。 但是也有患者因私自食用规定之外的食物而导致病情变化。

当时糖尿病治疗效果不能达到十分满意的状态，一方面是治疗手段和有效药物缺乏，另一方面则是患者不能充分认识疾病的性质，不能严格执行医生的叮嘱。但这也不能完全责怪糖尿病患者，因为计算、调配、摄入一日三餐的含糖量确实是件烦琐的事情。限于当时医学发展的水平和患者对疾病的认知程度，国内外的情况很相似，糖尿病患者几乎无法做到严格执行医嘱。

与西方习惯按量添加原料、调料的“规范化”的烹饪习惯不同，中国人自古以来的饮食习惯中都不讲究称量，可想而知，接触西医学没有太久的中国患者对这种饮食疗法会有何感触。而且民以食为天，吃饭是人的基本需求，服药味虽苦， 只需短暂忍耐。 西医推崇的饥饿疗法治疗糖尿病在短期已是难以忍受，要求患者长久坚持则更是难以做到的事情。

中国古来治疗消渴虽也提倡饮食疗法，但其原则主要是强调以补益、甘淡之品进行饮食调养，扶助正气，同时避免过食肥甘、辛燥之食，还会根据地域、环境的不同，因地因时制宜。而现代医学提出的糖尿病饮食治疗则需要患者永久性地对自己的饮食方案进行严格管理、长久规划。

当时大部分的中国百姓根本不知道碳水化合物、蛋白质、脂肪到底为何物，哪些食物分属于上类物质。在西医眼中，患者不仅要学会辨识这些食物成分和分类，还必须学会做到先称量和计算，然后才可以吃下食物。这些蕴含在日常生活中的治疗方式在此之前都是医生的责任，如今却因为疾病，糖尿病患者必须在日常生活中顾及自己“受损的胰腺”， 终身改变自己的饮食习惯。

糖尿病患者既是患者，又是治疗疾病的“半个”医生，而本该是维持生命的一日三餐，也成了最重要的治疗药物。按医生设定的标准吃饭，也成为糖尿病患者的责任之一。乔斯林将这种饮食称量、尿糖测定、胰岛素估量等诸多患者自我管理的方法戏称为“糖尿病算数”。

王叔咸明确表达了将饮食方案提供给中国患者时的担忧，因为他在临床实践中，发现很多医学生都被糖尿病的饮食计算搞得十分困惑，他深知要掌握糖代谢、糖耐量曲线、热量计算等等，是连医生都觉得困难的事情，若把这些困难的事情交代给那些没有医学专业背景的患者，肯定是难上加难。

因此，在王叔咸看来，设计食谱、计算热量是医生必须承担的责任，而不能把这些关于热量、碳水化合物、脂肪、蛋白质等的数据的测算任务推给患者。在设施较好的医院，医生要跟营养师协作，共同制定出便于患者理解和掌握的食谱。在普通医院和医生个人的诊所中，医生也必须掌握制定糖尿病患者食谱的技能。

对于如何让中国的糖尿病患者能够坚持通过饮食来治疗，王叔咸也深有感触，他强调医生务必要让患者知道糖尿病的危害性和饮食治疗的重要性，以此引起患者对疾病的重视。另外，他还强调，即便是医生规定能吃的食物，患者也必须克制、定量，万万不可超量进食。但同时也要给患者留有希望，不去单纯强调饮食的限制，一定要告诉患者，初期需要减少饮食，但用不了多久就可以慢慢加量，还有只要能依照食谱规定进食，进食种类还是可以丰富的，偶尔还可以吃糖。最后，医生自己首先要有足够的信心，然后才能博得患者的信任，这一点对于治疗糖尿病尤为重要。

将糖尿病的饮食治疗和诊断一同审视，可以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由于症状在糖尿病诊断中重要性的削弱，患者对自己是否患病和是否被治愈逐渐失去了话语权。患者甚至可能在毫不在意的情况下，仅仅去医院外科看一下皮肤感染便被诊断为糖尿病。糖尿病患者被要求从此改变生活习惯，吃什么、吃多少都要细加考量。同时，糖尿病患者又获得了大部分患者少有的掌控自身疾病治疗的权利，他不再是一个被动地躺在医院里，接受医生给予药物的形象，而是依靠自律管理自己的饮食，治疗自己的疾病，医生仅提供辅助指导。这种对疾病的管理能力成了患者的权利，也成了患者的责任。

本文摘编自《胰岛素的中国故事》，甄橙、纪立农著，标题和内容有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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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荐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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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

胰岛素的发现无疑是医学史上的一座里程碑，它不仅挽救了无数糖尿病患者的生命，也彻底改变了全球的自然史和医学史。本书以时间为线索，深入探讨了胰岛素自 1923 年传入中国以来的发展历程，生动地讲述了胰岛素在中国的故事。从古代文献中对消渴症状的描述，到民国时期胰岛素的引进；从新中国成立后人工合成牛胰岛素的突破，到 21 世纪国内外胰岛素生产企业在中国的蓬勃发展，胰岛素的历史不仅是一部药物的发展史，更是社会变迁的缩影。患者、医疗工作者、科研人员、医药企业、卫生部门等，都是这段历史中不可或缺的角色。胰岛素的中国故事，既是物质的变迁，也是人类情感和智慧的体现。

本书适合所有希望深入了解胰岛素及糖尿病历史的读者阅读。

作者简介

甄橙，北京大学医学人文学院、北京大学医史学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家社科基金专项工程首席专家，中国医学博物馆建设联盟学术委员会首席专家，国家社科基金首个冷门绝学医学史团队项目首席专家。先后担任中华医学会医史学分会副主任委员、中国民族医药学会医史文化分会副会长、《中华医史杂志》副总编、《中国卫生人才》杂志特聘专栏顾问等职。

纪立农，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内分泌科主任，北京大学糖尿病中心主任、博士生导师，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担任中国药促会糖尿病与代谢性疾病药物临床研究专委会主委，中国心血管代谢联盟共同主席，中国肥胖联盟副主席，中华医学会理事，中国预防学会常务理事，国际糖尿病联盟亚洲西太平洋地区糖尿病政策组成员，《中国糖尿病杂志》主编，《中华糖尿病杂志》顾问等职。

新方法有望治愈Ⅰ型糖尿病

I型糖尿病是胰岛功能损伤所致，至今无法治愈。北京大学邓宏魁教授团队及合作团队近期在《自然-医学》(Nature Medicine）、《自然-代谢》（Nature Metabolism）发表的两篇论文，在非人灵长类动物中的研究中证明了人多能干细胞来源的胰岛细胞治疗I型糖尿病安全、有效。媒体解读认为：这种新疗法未来有望治愈I型糖尿病。

2月12日，科技日报记者对该研究负责人北京大学邓宏魁教授进行了专访，解读这项未来可能治愈I型糖尿病研究的始末。

全新方式制作“种子细胞”

2012年，诺贝尔生理或医学奖授予了一项“里程碑”式的技术――iPS技术。通过转基因过表达转录因子的方式，iPS技术能够逆转人成体细胞分化的命运，将其被重新塑造为多能干细胞。

多能干细胞是干细胞与再生医学的关键“种子细胞”，如果人们能够像“农业制种”一样获得这种“种子细胞”，将解决再生医学面临的细胞来源问题。

邓宏魁团队很早就开始探索获得“种子细胞”的路径与诺奖成果不同。他们在科研探索时选择了“珠穆朗玛峰的北坡”――利用化学小分子将人成体细胞重编程为多能干细胞。

在获取“种子细胞”的攀登中，为什么转录因子诱导法是“南坡”而小分子诱导法是“北坡”呢？

世界上的小分子化合物种类繁多，而转录因子的组合则少很多。诱导用小分子的寻找堪比大海捞针，最开始的几年间，邓宏魁教授团队一直在上万种小分子化合物以及它们的不同组合中进行尝试。

他的想法来自大自然：“蝾螈、蚯蚓这些低等动物都有很强的再生能力，它们细胞命运的改变来自外源刺激，小分子诱导是模拟外源刺激改变细胞命运的自然路径。所以我们认为小分子诱导法会是比‘转录因子诱导法’更好的途径。”小分子的优点显而易见，稳定、简单、自由穿透细胞，这些是一项基础研究最终得以落地临床应用的关键因素。

“我们的科研目标是建立一个将来能真正应用的、效果更好的、全新的方法。”邓宏魁说。

2022年，邓宏魁研究组利用化学小分子诱导的方法，建立了一种安全、简单、易于调控和标准化的人多能干细胞制备技术，“种子细胞”的“制种”技术实现了操作的简便灵活以及调控的可逆可控，该研究成果发表在国际科学期刊《自然》杂志。

利用新的种子细胞，完成“仿真”治疗

要完成I型糖尿病的整个治疗，需要三个关键步骤：一是“种子细胞”制备，二是把它分化成胰岛细胞，三是将胰岛细胞供给患者。

20个春秋以来，邓宏魁研究组对基础研究的坚持和续接，让团队在整个流程的三个阶段都实现了原创性突破。

在博士攻读期间，邓宏魁便开始研究I型糖尿病，他回忆：“当时试图弄清楚为什么人体免疫系统会异常攻击自身的胰岛细胞，尽管没有完全的答案，但临床的迫切需求促使我要寻找治愈它的办法。”

2005年，邓宏魁研究组率先采用模拟胰腺体内发育分步定向诱导分化的策略，并于2007年初步建立了诱导人多能干细胞定向分化为胰腺β细胞的技术方案，为利用人多能干细胞治疗糖尿病奠定了早期的研究基础。

在长期努力下，研究者一步一步接近目标，接下来要做的是高效地将多能干细胞分化的胰岛细胞移植到患者体内，达到治疗效果。

“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我们联合天津医科大学沈中阳教授和中国医学科学院彭小忠教授等团队对这一难题开展了多年的合作研究。”邓宏魁说。

医学领域里胰岛移植的传统方法是将捐献胰岛细胞植入患者肝脏，研究者只需按照现有疗法把捐献细胞替换为分化得到的胰岛细胞。但是，“植入肝脏后的胰岛细胞会因为即刻性炎症反应而大量死亡。”邓宏魁说。

科研是为了寻找能真正应用的、效果更好的方法！这个信念让邓宏魁团队决定尝试新的移植策略。

团队最终找到了更佳的移植部位――腹直肌前鞘，使得手术更安全、易行，没有出血和凝血风险。不只如此，新方案可支持移植细胞早期存活和功能长期维持。数据还表明新方法下的胰岛素标志物分泌水平提升5倍以上，这意味着在未来的临床治疗中，患者需要植入的外源细胞更少，安全性更高。

非人灵长类动物模型上的成功并没有让研究的“征途”告一段落。“未来还要解决免疫排异的问题，比如对种子细胞进行修饰后，避免机体免疫系统对移植细胞产生排异反应。”邓宏魁说，这样患者在不使用免疫抑制剂的情况下也不会有明显的排异反应。

（科技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