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特勒糖尿病(希特勒 治愈癌症)

• 1、为什么说二战时希特勒败给了午餐肉，胡萝卜和黑面包？
• 2、南京大屠杀时，身处南京的德国人见状向希特勒求救，结果怎样？
• 3、德国人见到南京大屠杀的惨状后，发电报向希特勒求救，结局如何？

为什么说二战时希特勒败给了午餐肉，胡萝卜和黑面包？

大家都知道，战争是残酷的，尤其是两次世界大战，对参战未参战的国家都产生了巨大的打击，一方面，人民流离失所，另一方面，城市被夷为平地。世界经济因此而退步了几十年之多。但是，一个很有趣的现象，二战结束后，如果按照我们的一贯理解，战后建设初期，物资匮乏的时代，人民的生活水平以及健康水平应该都会下降好几个层次，但是，事实却恰恰相反，战后的欧洲国家惊奇的发现，本国居民的健康指数不降反升。

英国政府作出的一项调查显示，战后出生的婴儿在成长过程中，身高普遍高于战前水平；糖尿病等一些疾病的发病率也达到了历史最低。这让大家不禁感到很好奇，究竟是什么因素促使了有上述增长？权威的调查机构最后给出的答案是：饮食结构出现了变化。战争中的檐式结构在战后延续下来了。具体是有什么改变呢？让我们来看一看战争中，究竟大家都在吃些什么。揭秘为什么说二战时希特勒败给了午餐肉，胡萝卜和黑面包？

一， 胡萝卜和鸡蛋粉。一九三九年的九月一日，德国对邻国波兰发动了闪电袭击战，拉开了二战的大幕，两天后，英国宣战。当时的英国物资欠缺，同我国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一样，实行粮票制度，因为是战争时期，水果类基本没有供应了，取而代之的是那些“根茎类蔬菜”大受欢迎，而根茎类蔬菜最主要的食物就是胡萝卜跟土豆，所以当时的政府大力宣传这种蔬菜加鸡蛋粉的饮食搭配。

二， 再一个流行的就是美军的午餐肉，当时的美军，午餐肉基本是全军标配，午餐肉加蔬菜就是美军一天三顿的主食。导致大批美军战士闻午餐肉色变，因为美军的午餐肉都是超额供应，所以大批美军战士都把吃不完的午餐肉送给了当时同一战场上的其他别国战士，包括我国军队，也接受过大量美军午餐肉的馈赠。

三， 最后一个就是俄罗斯的黑面包，俄罗斯人称之为大列巴。苏联军队当时最主要的口粮，而且还是那种超级大的黑面包，据说，一条大黑面包，够十名苏联红军战士吃足一天。后来苏军将士又开发出各种吃法，其中一个就融合了美军的午餐肉，要知道，在二战期间，这两个搭配起来，那简直就是人间美味啊。

而以上这三种类型的食物，胡萝卜，午餐肉和黑面包，就构成了当时反法西斯同盟军的主要军粮，所以才有了那么一句话，希特勒败给了反法西斯同盟军，其实就是败给了“午餐肉，胡萝卜和黑面包”。

南京大屠杀时，身处南京的德国人见状向希特勒求救，结果怎样？

坐着时光的穿梭机，回眸中国近代史长河，在1937年日军占领国民政府首都南京后，自此南京就沦为了人间地狱。在日军占领南京城后，便展开了一场有组织，有计划地烧、杀、抢、夺和奸淫长达五十天，无辜的百姓惨死于日军的魔掌之下。在这场大屠杀之中，有一位德国人却冒死救了另外25万同胞，这位德国人到底是谁？为何他会伸出援助之手呢？

这位德国人就是我们今天要为大家介绍的约翰·拉贝。在南京被日本攻陷以后，曾经繁荣热闹的南京城瞬间变成了炮火纷飞的人间地狱。然而与这些血腥的街角相比，在南京城内的一个10号小桃园中，这里却跟往日一样风平浪静，因为这是一位德国人的住所，同时它也是整个南京城难民们为数不多的避难所。

在危急之际，居住在这所小院中的德国人约翰·拉贝直接敞开了小院的大门，收纳了大量的中国民众。这位挺身而出的德国人，可以说他是为数不多的外国人，亲眼目睹了南京大屠杀的惨状。

约翰拉贝于1882年在德国汉堡出生，在年幼的时候，他的父亲便离开了人世。自从父亲去世后，家里所有的重担都落入了母亲一个人的身上。因为母亲是一位非常虔诚的基督教徒，所以拉贝从小耳濡目染，也是一位非常忠实的基督教徒。在苦涩的童年时期，约翰.拉贝就经常带着好友到教堂玩耍，爬到他们家附近教堂的塔顶上，眺望远方来往的商船。

为了帮助母亲减轻生活中的负担，初中毕业后的约翰.拉贝就直接来到了社会上进行摸爬滚打。因为小的时候，约翰拉贝经常出入教堂，这里的宗教环境深深影响到约翰.拉贝，让他拥有一颗善良淳朴的内心，或许当他对南京难民伸出援助之手的那一刻，就和他从小受到的宗教信仰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1908年，26岁的拉贝来到中国开始经商，在中国他偶然结识到了一位德籍的女友，两个人从相识后就开始坠入到爱河之中，最后终于修成正果，步入了婚姻的殿堂。因为工作调动，约翰·拉贝来到南京担任西门子办事处的负责人。

在1932年的夏天，他和金陵大学的农学院院长签订了一份租房协议，他租赁的住宅就是南京的小桃园10号，这处住宅也是我们今天所熟知的"拉贝故居。"这所庭院的身后就是一所德语学校，为了帮助公司里的员工解决教育问题，拉贝才创办了这所学校，为了得到更多的创办学校的经费，拉贝还为此加入了纳碎党。

当日本于1937年全面发动侵华战争的时候，此时的约翰.拉贝已经在中国生活了近30年，他的妻子，孩子也都早已把中国视为自己的第二个故乡。当日军的炮弹落入到整个南京城的时候，为了安全起见，约翰.拉贝把他的家人送到了没有危险的地方。然而就在日军要求在南京的西方人全部离开的时候，约翰·拉贝没有犹豫，选择了毅然决然地留下来。

到处都是日军敌机的轰炸声，防空洞在这种紧张的局势中逐渐被修起，而约翰.拉贝在自己的日记中也记录了这样的一段内容：“以往，人们都会为阳光明媚的一天而高兴，现在我们却担心万里无云的晴朗天空。阳光明媚的天气对我们来说意味着日本人的空袭，为此我们希望晴天要尽可能地少。”（选自《拉贝日记》）

随着日军的进入，德国大使馆传来了通知，要求所有德国人尽快离开南京。与此同时，约翰.拉贝还收到了他所在的单位西门子洋行上海总部的一封信，信中总公司领导表示了对约翰.拉贝安全的担心，并支持他离开南京，这样能够保证他的人身安全。

可是，约翰.拉贝依旧选择留下来。他在自己的日记中写道："善待我30年之久的东道国，遭受了严重的困难，百姓们流离失所，没有钱没有权的穷苦人无法选择逃走，只能面临被集体屠杀的危险，难道我们要袖手旁观，不应该去帮助他们吗？如果他们换成是我们的同胞，我们又该怎么做呢？"

炮火猛烈地摧毁着整个南京城，或许自己所住的地方还算是比较安全的，就这样约翰.拉贝敞开了家里庭院的大门，让难民们来到他这里避难。可是由于空间有限，还有源源不断的难民在用力拍打约翰.拉贝家庭院的大门，老弱病残者不断哀求和哭诉着。在日记里，约翰.拉贝这样描述着："我实在无法忍受这种一阵阵哀求声，我想打开大门，把所有的难民们全部都放进来。"

由于难民数量剧增，约翰.拉贝开始想办法，把能搬走的东西都搁置到外面，尽量多腾出一些空间，让难民们住进来。当约翰.拉贝将难民们都安顿好之后，此时的他已经有48小时没有合眼了。浑身都疲惫不堪的约翰.拉贝，此时只有一个念头那就是希望所有的困难黑暗时刻都赶紧过去，明天的曙光能够尽快来临。

可事与愿违，次日约翰.拉贝被一阵巨大的轰炸声惊醒，困难时刻并没有结束，而最为恐怖的噩梦再次上演。南京沦陷后，到处都是鲜血成河，烧杀掠夺，尸骨堆积成山，惨不忍睹，一座欣欣向荣的城市却变成了人间地狱。

为了帮助更多苦难的中国人，拉贝开始不断在路上奔波，因为这样他能够更好更快地掌握日军的动态，他不断抗议日军把中国工人捆绑着押走，可是他这种抗议似乎是徒劳的，疲惫不堪的约翰·拉贝近乎绝望之中。

约翰·拉贝在那一刻才明白单靠自己的力量进行帮助难民和抵抗是远远不够的，于是他拉拢很多外国友人，临时成立了一个比较中立安全的地方，这个机构也被称为国际委员会，如此一来，就可以更好的为中国难民提供一个安全的避难所。尽管占地只有3.86平方公里，但却拯救了无数难民的性命。

这个安全区，总共有25个避难所，而拉贝的小院子就是其中之一，为了以防万一，拉贝还亲自在自己的小院子里修建了结实的防空洞，用来储存粮食和药品等必须的生活用品。因为约翰·拉贝也担心，那些受伤的难民们缺少粮食和药品等物资，是无法存活的。

为了进一步安全考虑，约翰.拉贝还特意找来了一块长达六米的帆布，亲自在上面绘制了纳粹党的旗帜，因为他深深的明白在这个危难之际，没有任何东西能够比这个明显的标志更有用了，因为他已经用这种方式告知日本人了，这是德国人的领地，不容易侵犯。

当很多难民都知道这里有防空洞避难所后，大家纷纷冒着被炸死的危险前来躲避，而从最初的时候，拉贝就秉承着妇孺优先的原则让难民们到这里躲避，而且在防空洞里面最安全的位置也都是给这些孩子和妇女保留着。

就在约翰·拉贝以为以种安全方式可以让难民们躲避危险的时候，没想到日军根本没有把安全区放在眼里。日本士兵不断想方设法闯入约翰·拉贝的小院，企图对难民中的妇女图有不轨。尽管约翰·拉贝一直都在想办法进行抵抗，可是这些日军不管是拿着刀架在他的脖子上的，还是拔出手枪对准他的脑门，由于约翰·拉贝的身份比较特殊，这些日本士兵都不敢最终下手，最后都会无奈的原路返回。

就这样，拉贝凭借自己是德国纳粹党的特殊身份，使安全区的粮食和药物都得到了充足保障，在粮食最紧缺的时候，他还花高价从军队那里购买军粮，解决难民们温饱的问题。在南京城的最后几个月中，约翰·拉贝经常帮助难民工作到深夜，每天睡眠也不足四个小时，糖尿病频频发作，让约翰·拉贝一直不断深受坚持着。

约翰.拉贝所做的一切被难民们看在眼里，记在心上。他们情真意切地表达着自己对约翰·拉贝的感激之情，可当时的约翰·拉贝无论怎样都无法高兴起来，因为这样难民们要被赶出去了。在约翰·拉贝不断对日军进行控诉后，他所建立的安全区也面临被整改，要知道当时约翰·拉贝建立的安全区庇护了25万难民。

1938年5月，回国后的约翰·拉贝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到德国多地作报告，呼吁德国方面能够出来制止日本盟友的行为，他还亲自给德国纳碎党当局写了一封信，在信里详细的阐述了南京大屠杀的情况。然而事与愿违，约翰.拉贝并没有等来他想要的结果，反而他还被逮捕，最终被保释出狱，但此后他面临的结果是不允许被出书，不允许再放映在南京拍摄的有关残忍暴行的录像。

1950年1月5日，拉贝在柏林的家中突然中风去世，他对中国人民的友情和帮助是无可替代的，也将被世人永远铭记于心。

德国人见到南京大屠杀的惨状后，发电报向希特勒求救，结局如何？

随着卢沟桥事变与八一三事变的接连爆发，日军的铁蹄开始朝着南京进发，南京城内无数富人与外国侨民纷纷四散逃窜。

南京城破以后，昔日的民国首都、繁华热闹的南京城瞬间成为了人间炼狱，无辜的百姓在日军的残暴行径下惨遭杀害。

与此同时，南京城内的小桃园10号，作为一个德国人的居所，却成为了南京城内难民们为数不多的安宁之所，偌大的庭院内收容了数量众多的中国民众。

住宅的主人叫做约翰·拉贝，在南京城沦陷之际，这个德国人挺身而出，留守南京，帮助身处生死危难之际的穷苦人民。

他是目击南京大屠杀惨状的为数不多的外国人，当他将其所了解的一切都寄给了希特勒以后，却迎来了悲惨的结局。

1882年，约翰·拉贝出生于德国汉堡，他的父亲在他很小的时候便去世了，等到初中一毕业，他便踏入社会摸爬滚打。

拉贝出生在一个虔诚的基督教家庭，他本人也是一个忠实的基督徒，童年时期的拉贝常常与他的好友们在教堂中玩耍，爬上他家旁边的桑克特·密歇尔教堂的塔顶，观看着汉堡港口来来往往的通商船只……

在教堂生活的童年经历对拉贝的影响是潜移默化的，我们不由得联想，多年后，拉贝所作出的留守南京的决定，维护难民的那份发自内心的真切善意与其自小潜意识中向善的宗教观念脱不开关系。

1908年，从事商业活动的约翰·拉贝首次来到了中国北京，自此后，他辗转天津、南京等多地的德国西门子办事处工作，在中国的时间长达三十年之久。

他在中国结婚，在这里生下了子女，甚至连他的外孙女也在中国出生，长时间的生活与工作，约翰·拉贝与中国人民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对中国产生了独特且深厚的情感。

时间来到1931年，拉贝由于工作缘由调任来到南京出任南京西门子办事处的负责人，起先他居住在下关预租的房子内。

1932年夏，他与金陵大学的农学院院长签订了一份租房协议，协议内容是在南京的小桃园10号（如今的小粉桥1号），修建一所办公及居住用宅。

而后不久，小桃园十号，一栋西式砖木结构的楼房拔地而起，红瓦的屋面，乳白色的门窗，其后是一个偌大的花园，与彼时的金陵大学相连，这便是今天所熟知的“拉贝故居”。

在庭院之后，还有一座德语学校，这是拉贝为了解决公司职员教育问题而创办的学校，为了争取创办学校的经费，拉贝因而加入了纳粹党。

拉贝的房屋共有两层，共计十三间，一直到1938年2月拉贝回德国前，拉贝便一直与他的夫人居住于此，他的女儿在北平工作，也常常带着外孙女莱因哈特与其团聚。

拉贝恐怕自己也没有想到自己简单宁静的住所，日后将会成为拯救南京受难民众的庇护之所。

1937年的8月15日，彼时拉贝正在北戴河享受着他的假期，却听闻南京遭受日机轰炸的消息，当时不少的外国侨民都已经提前得知并撤离，而拉贝经过深思熟虑以后，依然决定折返南京。

十天半的路途，拉贝在9月7日抵达南京，此刻正是淞沪会战之时，上海守军与日军正在前线厮杀，战况惨烈，日军军机甚至一度来到了南京城上空轰炸，拉贝此时的返回在外人看来是不明智，且令人不解的。

拉贝的办公桌上此刻已经叠满了密密麻麻的信函，其中有一封是德国大使馆劝告德国人尽快撤离南京的告诫，到了9月20日，拉贝再次收到了大使馆的告诫：尽快离开南京！

拉贝依然没有走。

从9月21日开始，从南京城的日机轰炸愈演愈烈到12月12日，南京的彻底沦陷，拉贝放弃了乘坐“库特沃”号离开的多次机会，转而在自己的住所下修建了一个防空洞穴，颇有与南京共存亡之意，在他的日记中他将这个简陋的地下室称为“英雄地下室”。

11月12日，上海彻底失守，这意味着与上海相距约300千米的南京城已然面对着日军的正面侵袭，在猛烈进攻之下，兵临南京城下似乎已是时间问题。

11月15日，南京政府交通部的走廊内摆满了各类行李与包裹，国民政府预备撤离南京，17日，南京大街之上，人群夹带着包裹熙熙攘攘，街道拥堵不堪，政府机构的车辆夹在人群中，缓缓蠕动着，以至于后来国民党军官韩复渠的卫兵不得不用手枪来为长官开路。

民众们似乎已经看到了南京城内即将来到的暴风雨，据统计70至80万的南京市民被迫离开家园，朔江而上前往汉口等地。

南京城余下的不是身兼守城之职的士兵、无处可去，无法离开的贫苦百姓们，还有的便是像拉贝这样对南京满怀不舍且身具人道主义精神的外国友人。

拉贝在他的日记里写道：

“今天，善待了我三十年之久的东道国遭遇了严重的灾难，富人们逃走了，穷人们留了下来，他们不知道该去那里，也没有钱财逃走，他们正面临着集体屠杀的危险，我们难道不应该设法帮助他们？至少，救救一些人吧，假如这些都是我们自己的同胞呢？”

自南京政府预备撤离开始，南京城实际上已经基本上进入一个“无政府”状态。

11月22日，日军开始进攻江阴炮台，二十多位外国友人站了出来，他们成立了“南京难民区国际委员会”，并且一致推选拉贝作为主席。

推选拉贝的原因也很简单，拉贝是德国纳粹党的成员，且有职务，战火纷飞的金陵城内，护城士兵的作用远不如拉贝的身份来的更有保障。

对于难民区国际委员会主席这一职务，拉贝义无反顾地接了下来，他知道必须要有人能够站出来了，恐怕也没有别人比他更为适宜这一职务。

他在日记中写道：“由我出任主席，我不应该再有丝毫的犹豫。我一生中最美好的年华都在这个国家愉快度过，我的儿孙都出生在这里，我的事业在这里获得了成功，我始终得到了中国人的厚待。”

国际委员会设立之后，拉贝等外国友人便决定成立一个中立的安全区，当城市遭遇空袭、炮击等问题时，为难民提供一个安全之所。

安全区划定东至中山路、北至山西路、西至西康路、南至汉中路，中国政府迅速宣布承认这一中立区域，而日本人的态度却是始终模棱两可。

占地3.86平方公里，并且不完全安全的安全区拯救了无数难民的生命。

安全区内共设有25个难民收容所，拉贝所居住的小桃园十号便是其中之一。

拉贝提前在寓所的院子里修了一个结实的防空洞，并且备置了食物、饮料、浸醋绷带等必须用品。

另外，他又找来了一块长6米、宽3米的帆布，并且在上面画上了一块纳粹党的“卐”旗帜，他知道在这个时候，没有什么比这个标志更管用的了，他得告知日本人的轰炸机，这是德国人的领地。

越来越多的难民们纷纷前来防空洞躲避空难，拉贝始终遵循着妇孺优先的原则，他在日记中提到，他希望人们能够懂得在危机关头，每个人都是同样重要的，不管是富人还是穷人。

防空洞最安全的位置，拉贝始终都给孩子和妇女保留着。

1937年的12月13日，南京城沦陷，日军彻底地攻入了城中，作为西方人的拉贝此前从未预料到会发生如此的惨绝人寰的大屠杀。

拉贝的日记在13日这天写道：“一大清早，当我再次被空袭惊醒时，心里感到很失望，炮弹又一次冰雹般落下。”

这天的拉贝高举着印有安全区徽章的旗帜，带着他的秘书史密斯前去和日军交涉，最终得到的答复是：安全区的入口由日军驻守，区内可以留有警察，除了警棍以外，不准携带武器；安全区委员会可以享有存米一万担，并且可以将安全区外的存米运入。

至于被解除武装的中国士兵能否按照国际法保留性命，日军并未答复。

南京城沦陷后，惨绝人寰的大屠杀即揭开血腥的序幕，日军在南京城内肆意烧杀抢掠，暴行日渐升级，罪行罄竹难书。

拉贝在后来写给德国驻华使馆的中写道：

“在日本人占领城市以后，日本当局似乎就已经失去了对部队的控制，军队进城肆意抢掠达数周之久，约有两万名妇女和姑娘遭到强奸，成千上万的无辜平民惨遭杀害……事实证明，日军并不守信，安全区里并不安全。”

在日军真正地攻占南京城以后，安全区便是不一定安全了，甚至于拉贝本人的住宅都面临着巨大的危险。

最多的时候，拉贝的家中停留了超过六百位难民，日军常常对拉贝的住宅进行频繁的骚扰，他们以搜查中国人的名义进入安全区，拉贝不得不蹲守在门前，威慑着这些日本人。

拉贝在大门上张贴的日文布告对于这些日本兵并未有作用，大部分日本兵依旧爬墙闯入。

12月18日这天，拉贝在睡梦中被楼下的尖叫吵醒，他知道日军又来搜查了。

他在二楼阁楼向外张望去，果不其然一群日本兵正在攀爬翻越庭院的围墙，他立马披上衣服，冲下楼对着日军大喊道：“滚出去！”，并一手将一名骑在围墙上的日本兵推了出去。

此刻的日军有些恼羞成怒，直接掏出了刺刀，逼向了拉贝，另外几名日军拔出了手枪，径直瞄准了拉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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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贝毫不示弱地从口袋中掏出了纳粹党的党徽，几名日本兵愣了愣，便满是惊慌失措地翻出墙外了，日军士兵的外强中干被拉贝琢磨了个透彻。

讽刺的是，在城内不顾国际法且毫无人道主义精神可言的日军，却对德国纳粹党的徽记表示了充分的“尊重”，很难想象数年后被世界视为洪水猛兽的纳粹党徽此刻却拯救了身在南京的贫苦百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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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贝凭借德国纳粹党员的身份，使得安全区内的粮食、燃料以及药物得以继续运入，此外，他更是带头捐出存款，凑钱向军队套购高价军粮，以保证难民们的基本口粮。

在南京城的最后几个月的时间，拉贝每日的睡眠不足四个小时，糖尿病频发的他几乎打光了储存的所有胰岛素。

他在日记中写道：如果上帝一定要结束他的生命，那务必先拯救这座难民营中苦苦挣扎的二十多万无辜百姓。

就这样，在他所负责的不足四平方公里的安全区内，他和一众外国友人拯救了大约二十五万中国人的性命，他用实际的行动维护捍卫了人类的真理与最后的尊严。

1938年春节，拉贝的“西门子收容所”内，难民们排着整齐的队伍向拉贝行三鞠躬礼，并且赠予了他一份长达三米，宽两米的红绸布，布上的汉字写着：“你是几十万人的活菩萨。”

身在难民中的一位学者又为拉贝详细翻译道：“你是一个有菩萨慈悲心肠的人，愿天堂的光辉永远照耀着你，愿幸福快乐永远陪伴着你，愿上帝永远保佑你。”

尽管难民们的真情实意让拉贝很是感动，但是拉贝却是一点也高兴不起来，他知道这些难民即将要被赶出去了。

随着他对日军暴行的指责与控诉，日军压迫着德国政府对拉贝进行质询，将安全区进行改组。

安全区自此也随之解散，安全区所存在的价值是在南京沦陷最初的最危急的两个多月的时间里，共庇护了大约二十五万的难民。

仅仅拉贝的住宅便收容了六百多位难民，并且在拉贝的得力保护下，没有一位难民受到伤害，拉贝也为此略感欣慰。

1938年2月，德国政府将拉贝召回柏林进行质询。

2月22日，拉贝离开了南京，回国之后，他始终牵挂着仍在远东所发生的罄竹难书的暴行。

回国后，他一连做了五场演讲，并且将他所记录下的照片、文字一一展示在德国的公众面前，希望能够引起国际社会的重视。

甚至于他一度期望自己的元首“希特勒”能够关注到日军的暴行并且予以制止。

6月8日，他将自己所整理的长达260页的调查报告秘密寄予希特勒，妄图求救，其中还附上二十余张能够证明日军暴行的照片，每张都详细注明了拍摄时间与拍摄地点及拍摄对象。

拉贝一度幻想着受到调查报告的希特勒能够对日军的暴行采取行动，但他却是高估了纳粹党，高估了希特勒，彼时与日本为一丘之貉的德国怎么可能会采取什么行动。

在调查报告寄送给希特勒后不久，他当即被“盖世太保”（德国秘密警察）所逮捕，罪名很简单，“破坏盟友形象”、“危害国家利益”，并且拉贝六本记录日记与有关的照片统统都被没收。

在被威胁对南京所发生的一切保持缄口不言的情况下，拉贝方才被释放，1938年10月，拉贝要求取回自己的日记与照片，取回日记后，部分照片却被德国政府没收了，拉贝愤而提出退出纳粹党，然而却遭到了拒绝。

在此之后，拉贝的晚年生活更是颇多艰难，贫病交加，曾经拯救南京数以万计百姓的纳粹徽记又为他带来了灾难。

1943年11月，他在柏林的住宅被轰炸摧毁，1945年，苏联攻破柏林后，拉贝被当作纳粹分子逮捕并且审判，直到中国方面寄出大量的信件与证据证明其在南京的贡献后，1946年6月，他方洗脱了纳粹的罪名。

这时候的拉贝已经63岁了，贫穷与疾病折磨着他，战后的德国处境艰难，拉贝一家六口没有任何收入来源，依靠着野菜、橡子做成的面糊汤勉强度日。

南京方面得知这一消息后，南京市民当即组织募捐了一亿元，经过民国政府，按照市价两千美元转汇德国援助拉贝。

彼时的柏林有钱也买不到食物，于是时任南京市长的沈怡又找人在瑞士购买奶粉、香肠、牛肉等食品，打包寄给拉贝，此外，按月给拉贝从南京寄送食品包裹一袋，使得拉贝的晚年得到了极大安慰。

在柏林危机爆发以后，拉贝所在的西柏林称为了孤岛，1950年1月，在几乎无人知晓的情况下，拉贝因为中风逝世，他的墓碑简陋，上面只写了：“一个好人，一个不屈的人，约翰·拉贝。”

拉贝的结局是略带悲惨的，但他所留下的国际情谊与人性光辉却从未磨灭，并且仍在传递。

2020年的3月底，中国驻德国的大使馆接到了一个来自海德堡的电话，电话的那一头是一个普通的德国医生，他在电话中描述自己和家人似乎都已经感染了新冠肺炎，并且伴有明显症状，但是德国境内的有效药品已经买不到了，他只能寻求中国的帮助。

是的，这个德国的医生是拉贝的孙子托马斯，他曾多次往返中德，南京几乎是他的第二故乡。

中国驻德大使吴恳收到消息以后，立刻与国内取得了联系，并且迅速联系到浙江的一家医药企业，后者闻讯当即决定赠送药品。

南京政府方面短时间内凑齐了三万只口罩、六百二十瓶抗疫药品与二百套防护服，迅速通过空运抵达柏林，第一时间交给了海德堡政府与托马斯。

事后，托马斯兴奋地表示道：“感谢中国人民在我们最需要的时候帮助我们。”

吴恳说道：“尽管过去了八十多年，中德友人之间守望相助的情谊仍然在延续……”

如今在南京，小桃园10号西门子难民收容所的旧址已然建设为拉贝与国际安全区纪念馆。

室外的阳光穿过狭长的小径，透过层层的绿荫，照射在纪念馆内约翰·拉贝的半身像上，无时不刻地传递给世人生命的曙光与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