肥胖与道德(肥胖给现代社会带来的危害)

• 1、20世纪50年代开始，肥胖羞辱从偶发事件变成社会困扰
• 2、肥胖的种类 肥胖竟然也分“四色”
• 3、肥胖并不会让人痛苦，被歧视才会

20世纪50年代开始，肥胖羞辱从偶发事件变成社会困扰

【编者按】

我们常将羞耻视为一种负面情感加以回避。而历史上，羞耻感在家庭、教育、刑罚、体育、政治等诸多领域都发挥着作用。社会用它来规范我们的行为、维持秩序、建立身份认同。现代社会，羞耻感看似衰落，却仍在各种文化中延续，并不断被开发出新用途。而当新媒体时代的羞辱狂热给人带来难以磨灭的伤害，羞耻是否还能发挥其积极作用？在《羞耻：规训的情感》一书中，斯特恩斯比较东西方文化，结合心理学、社会学等领域的研究成果，揭示羞耻无处不在的情感威力。本文摘自该书，澎湃新闻经光启书局授权发布。

限制羞耻面临的第一个难题最不令人意外，因其不过是我们之前探讨的19世纪后期模式的更新版本。尽管羞耻在许多时候都受到抨击，美国人（和其他人）开始发现新的问题，一些看来需要用羞耻感来回应的问题。某些情况下，牵涉其中的人跟反对这种情感的运动没多大关系，但在其他情况下，他们和两边都有关联，一时谴责羞耻，一时扩大羞耻。有关羞耻的矛盾不仅明显，而且根据明白无误的历史经验，也不足为奇。

许多观察者指出，适度的羞耻感继续适用于许多新旧领域。如果有其他人在场，男性更有可能在公共厕所洗手。当车内有其他人时，安全带的使用率就会上升。这方面的羞耻焦虑是轻微的，不是布勒内·布朗级别的灾难性焦虑，但这些例子让人想起仍在延续的称得上建设性的敏感度。人们可能还会发现其他用途，将这种情感扩展到意想不到的日常领域。因此，一家健身房意识到锻炼狂人可能会吓到那些能力较弱的人，就会安装一个“笨蛋（lunk）警报”系统，羞辱那些过于努力的人。

更为重要的延伸领域是高校，行政人员寻求有效的方式来惩罚和警告教师的科研不端，以免其走到被解雇的地步。那补救措施呢？如果情况不严重，就要求剽窃者公开撤回，通常是在其初犯的杂志上。（不过有趣的是，羞辱的方法还没有被应用于学生抄袭。）在另一个正在扩大的领域，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一直要求企业公开报告薪酬比例。他们的想法是扩大知情范围能够遏制高管薪酬与其他薪酬等级之间日益扩大的差距，其他策略似乎都做不到这一点。正如一个消费者智库所说，结果“将是一种公开的羞辱，就像所有糟糕的财务业绩都是公开羞辱一样。……［薪酬失衡］是可耻的”，并有些隐晦地补充说，“欢迎加入资本主义”。

当然，在某些情况下，多样的羞耻更多反映的是早期模式的延续，而不是现实策略的扩展。因此，一些群体在美国其他社会阶层已经重估过的问题上依然会感到羞耻。例如，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的研究强调，一些少数族群，特别是其中的年轻人，仍然耻于寻求心理治疗。对整个美国社会来说，这无疑是另一种正在改变的污点，而某些亚文化仍在抵制。

但是谨慎的策略也经常发挥作用。20世纪后期出现了几个新的问题，羞耻或羞辱可以在这些问题上发挥作用。禁烟运动基本聚焦于健康问题和个人缺乏足够自制力去戒烟的潜在罪感，但是羞耻也有可能介入。出于对二手烟有争议的影响的愤慨，将吸烟者孤立在室外，这类社会惯例可以说包含了明确的羞辱因素。这是一个可以而且应该使他们相信自己行为是可耻的新群体。

环保议题开辟了另一片疆域。在学校活动的推动下，许多孩子乐于羞辱他们的父母，令他们更加热衷于回收利用或采取其他形式的环保举措。前言提到在加州的环境危机中，社会羞辱就被用来指认过度用水者。

但是，肥胖羞辱凸显了最引人注目的情感目标，它起源于20世纪初，直到世纪之交的几十年才迎来全面的情感爆发。这称得上是一个合理的担忧，对社会和个人都有影响。这也是一种指认哪个群体应该对其可耻性保持敏感的新手段：例如，如果一般女性出现在这一类别里，那么超重女性就会成为很便利的替代者。换句话说，“肥胖羞辱” 可能结合了新的问题识别与更大的社会需求使人们在情感上对肥胖产生可接受的蔑视。

过度肥胖的人以前就被嘲笑过，但从19世纪末开始，体重问题重新引起关注。医学和精算数据都指出了体重超标的健康风险。时尚标准开始强调苗条，例如世纪之交关于女性应该继续穿紧身胸衣还是应该自己管理身材的讨论。现代工业社会面临一个新的问题：大部分人口现在都能获得过量的食物，而且生活中许多方面的活动量都变得很少。各种团体都被动员起来，试图解决这个问题。

在20世纪初的几十年里，肥胖羞辱的例子比比皆是。明信片上的胖女人压倒了她们倒霉的丈夫。移民群体因体重过大而被嘲笑——新和旧的羞辱对象就这样结合起来。女权主义者可能会被针对——伊丽莎白·卡迪·斯坦顿（Elizabeth Cady Stanton）不合时尚标准的身体形象经常成为焦点。与此同时，苗条的电影明星和时装模特越来越受欢迎，成为一个日益鲜活的替代标准，可以用来衡量许多群体和个人。连医生都逐渐把体重作为健康问题来关注，并表示他们往往厌恶那些似乎无法控制饮食的病人，他们可能会在看诊中同时提供一些苛刻的建议和羞辱。

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肥胖羞辱从偶发事件变成了更大范围的社会困扰。事实上，超重不利于健康的数据变得越来越清晰，同时肥胖率（包括成人和儿童）却继续攀升。新的审美标准反映了这一困境，注重苗条，肥胖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容易等同于丑陋——一个世纪以前，丰满还意味着健康和富足。特别是在美国，肥胖逐渐跟道德缺陷、无法控制本能，甚至可能是某种心理缺陷联系在一起。对于肥胖问题特别突出的某些少数族裔或者更为普遍的女性来说，肥胖与残留羞耻感的联系可能会强化情感的针对性。

影响远远不止于笑话或受责备的形象。超重的人经常在工作面试中被拒（虽然严格来说，这在20世纪70年代之后是非法的）：“等你减了肥再来吧”，“饿不死你的”。餐馆顾客表示，如果他们敢在外面吃饭，餐馆的其他人就会投来很不友好的眼神：“我的智慧，我的长处，我的才能，我的坚韧，我的人性，经常受到轻视。”2006年，一所大学的女生联谊会突然开除了21名成员，原因是她们的体重可能妨碍招收更受欢迎的苗条的新申请人。同样地，有人建议超重者不要上大学。“胖的人不够自律，无法获得高级学位。”或者像2013年纽约大学的一位教授在推特上所说的：“亲爱的肥胖博士申请人，如果你没有毅力拒绝碳水化合物，你就没有毅力写论文。”素不相识的陌生人或许觉得自己有权接近操场上胖孩子的父母，敦促他们采取补救措施。就像有人说的，超重的人经常觉得他们应该每天为自己的外表 “道歉”。美国可能擅于将肥胖与道德缺陷联系起来，但是迷恋外表的法国人可能会更残酷地侮辱超重者。

羞辱自然也进入了政策领域，因为卫生官员正在寻求方法解决日益严重的问题。美国几个州和澳大利亚的学校开始识别体重指数有问题的学生，不仅通知相关家长，还让他们受到同学的关注。

这场运动也引发了明显的抵制：任何新的重大羞辱行动都逃不过反羞耻倡导者的注意。在美国，民权运动帮助孕育了这种新的羞辱类别的反对者。例如，全国援助肥胖美国人协会（The National Association to Aid Fat Americans）成立于1969年。目标是：鼓励超重者获得“足够的自信去争取体型被接纳”。一些团体强调法律权利。其他团体则认为，整个反肥胖运动都建立在医学神话之上，没有真正的健康问题，只是试图针对女性、福利领取者或其他群体。一个显然非常重要的关键论点是肥胖羞辱起不到作用，实际上还适得其反：由此产生的沉重情感负担只会令被针对者吃得更多，以寻求慰藉和安心。

肥胖羞辱变成了一个论战场。这在日常生活中仍是耻辱，充分显示了羞耻在应对新问题和新标准上的进展。但总体而言，没有证据表明这种情感策略起到作用：在美国和其他地方，肥胖症仍在蔓延。对有些人来说，这一困境从另一个角度表现了羞耻的破坏性影响，不仅因为它不公平地支持了对现代群体和个人的羞辱，而且实实在在地激发了反叛行为：人们可能吃得更多，以弥补羞耻感带来的痛苦。

不过，肥胖羞辱也有其额外用途。2000年后，随着企业努力加强纪律，削减医疗费用，有报道称，羞辱被广泛用来迫使员工参加一系列健康或福利计划，伴随其他旨在增加工作晋升机会的激励。

《羞耻：规训的情感》，[美国]彼得·N.斯特恩斯著，聂永光译，光启书局｜上海人民出版社2024年4月。

肥胖的种类 肥胖竟然也分“四色”

现在的肥胖人士是越来越多了，并且是越来越年轻化了，很多的青少年加入到这个行业中，那么对于肥胖我们是如何是定义的呢?今天小编告诉大家，其实肥胖也是有种类的，不信你就看看吧，看你是属于哪一种的?

肥胖的原因有很多，每一种因素的导致的肥胖的后果都是非常的严重的，那么我们该如何去解决这个问题呢?

在日前召开的第四届同济大学-十院内分泌代谢国际论坛上，与会专家表示，最近一次覆盖全国10万人的流行病学调查显示，18岁及以上的成年人中，超重比例达到30.6%，肥胖则占到12%，且肥胖比例与经济发达程度成正相关。

既往医学界将肥胖分为单纯性和病理性两大类，现在对于肥胖的分型，医学界有了更为深入的认识，可根据肥胖者的各种症状和体征分为“四种颜色”，分别是“白胖子”、“红胖子”、“黄胖子”和“黑胖子”。每一种颜色都有其特征性的病理变化，医学干预的手段自然也不同。

白胖子——不合并代谢异常的单纯性肥胖

日常生活中，人们总习惯将“白”与“胖”联系在一起，可见白胖子是十分常见的一种单纯性肥胖。

这类人群的BMI(体重千克数/身高厘米数2，一项反映人体胖瘦程度的精准指标体系)≥28，但是并未合并代谢异常，如高脂血症、高胰岛素血症胰岛素抵抗、高尿酸血症、甲状腺功能紊乱、性功能紊乱等，从外表看上去属于均匀的胖，皮肤白嫩，故名“白胖子”。白胖子的健康水平较好，控制体重的关键是靠生活方式的改变，如均衡饮食、加强运动等，一般不需要特别的药物干预。

红胖子——伴高血压、多汗怕热，代谢旺盛的肥胖

红胖子的外貌特征十分明显——脾气较为急躁，一激动就容易出现面部甚至全身皮肤潮红并伴有出汗。除了皮肤红，这类肥胖者往往血压也亮起红灯。

平时生活中常常觉得精力旺盛，虽然经常活动，但体重却没有明显下降。红胖子减肥除了“管住嘴、迈开腿”的生活方式干预外，还需对高血压等并发疾病作积极的药物干预。不能仅仅满足于体重的降低和腰围的缩短，更应将血压稳定控制在135/85 mmHg以下，这样才能确保心、脑、肾等重要脏器的长治久安。

黄胖子——精神萎靡、代谢率低下的肥胖

黄胖子的病情较为特殊，他们往往与“懒”有着不解之缘。当然，这种“懒”并不是主观和道德层面的，而是生理层面的——由于甲状腺、性腺等激素的分泌水平较低，无论白天黑夜，人总是处于倦怠、无力甚至嗜睡的状态。黄胖子饮食与正常人差不多，只不过由于代谢水平低、消耗少，而导致热量和脂肪的积聚。对疑似黄胖子的患者，应及时抽血检测各项内分泌激素的水平，以便得到明确诊断的依据。

黑胖子——代谢紊乱、胰岛素抵抗的肥胖

黑胖子并不是指外表像李逵一样，而是患者的颈部、腋下、腹股沟、肛周、脐窝等部位，出现色素沉着和角化，局部像沉积着一层污物，但无论怎样清洗都无法去除。

如果肥胖患者伴随有这样的皮肤改变，就有可能患上了黑棘皮病。皮肤的表现只是外在的，内在原因则是严重的胰岛素抵抗、高尿酸血症、游离脂肪酸等炎症因子升高。

黑胖子的病情最为复杂，若不及时干预，日后极有可能加入糖尿病的队列。因此，医学干预不能仅仅关注体重和腰围，更应一并检测空腹血糖、糖耐量、C肽、糖化血红蛋白等一系列指标。只有对体脂和血糖同时干预，才能收获满意的疗效。

结语：以上就是今天小编为大家讲解的有关内容，你知道了吗?原来肥胖还有4种类型呀，太不可思议了，快看看你是属于哪一种肥胖吧，对症治疗，希望上文可以给大家提供帮助。

肥胖并不会让人痛苦，被歧视才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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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摘自《叙事改变人生》，作者保罗·多兰，有删节。

肥胖是发达国家最普遍的一种不健康状态。人们认为， 肥胖的根源都在于肥胖者自己（而本文的焦点在于这一观点并不属实，肥胖可能源于许多自身无法控制的遗传、社会和环境因素，这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总而言之，人们不怎么喜欢肥胖人群。

我们通过体重指数（体重除以身高的平方）来对一个人的肥胖程度进行分类。体重指数低于18.5是偏瘦，18.5 ~ 25是正常体重，25.1 ~ 29.9是超重，30 ~ 39.9是肥胖，超过40是病态肥胖。

体重指数无法反映身体的构成（肌肉的密度要高于脂肪），但肥胖以及病态肥胖确实意味着健康状况较差，并伴有早死的风险。体重指数不超过27的超重，并不会对健康造成什么不良后果。直到1998年，超重临界值才被降低，因此更多的人被归为“有体重问题”（美国约有3000万人），从而增加了减肥药物和肥胖干预的市场。

体重指数与幸福感之间的关系实际上相当微弱。超重并不会打击幸福，只有病态肥胖才会真正影响幸福感。因此，肥胖并不会让人痛苦。肥胖人群的生活满意度低于非肥胖人群，尤其是当他们 被“正常体重”的人包围时才会如此。因此，影响幸福感的因素主要是因肥胖带来的耻辱感和被歧视的感觉。

在劳动力市场上，对于男性而言，体重似乎并不重要。但许多研究表明，肥胖女性的收入明显低于非肥胖女性，尤其是有社交互动需求的工作岗位。要么雇主不喜欢肥胖女性，要么顾客不喜欢， 要么前者认为后者不喜欢。

有些歧视来自数据统计，因为肥胖的人往往更易生病请假，或者总体上生产力较低，虽然这些方面只适用于体力工作。因此，工资既取决于生产率，也取决于说服力。为了证实这一点，瑞典的一项研究制作了附有照片的假简历，并将其发给正在招聘的雇主。研究人员复制了所有的简历，仅对照片加以修改，从而使一组照片中的人看起来更胖。脸看似肥胖的申请人得到面试机会的概率比脸瘦的申请人低8%。

鉴于我们似乎对胖子有偏见，我们需要找到不喜欢他们的充分理由。啊，我知道了，是因为他们花了不少钱。是的，就是这样，胖子大量消耗公共资源，这可不是什么好事。我们都听说过肥胖会给医疗系统带来巨大开支。似乎新闻报道每天都会提及，肥胖是英国国家医疗服务体系资金危机的一大重要原因。英国国家医疗服务体系目前用于治疗肥胖的费用约为60亿英镑。

这些头条新闻隐含着对那些正在耗尽公共资金的肥胖人群的道德批判，这些钱本可以更好地用在别处。我这么说是因为肥胖成本论并非真实，除非我们能够明确如果没有肥胖人口，公共资金将会花在哪些健康问题上。老龄人群的社会关怀方面也面临着资金危机。

肥胖导致的过早死亡限制了老年痴呆症患者的人数，所以肥胖也能省钱。此外，肥胖人群像吸烟人群一样容易过早去世，为纳税人省下了巨大的养老金成本。此外，肥胖者吃得更多，为经济做的贡献更多。因此，与选择身材纤瘦来保持长寿的人群相比，肥胖人群可以为福利体系节省一大笔资金。根据做出的假设，以及我们对现在和将来的成本的评估，用于治疗肥胖症的成本可能与治疗其他疾病的成本不相上下。

不管怎样，先想想成本论有多荒谬。如果我们只关心公共财政，鼓励人们吸烟不是更好的选择吗?长期吸烟者的平均死亡年龄比不吸烟者少10岁，在医疗开支高昂的年纪为医疗服务减轻了负担。他们患上肺癌后，死亡过程极其迅速，花费还低。但是节省养老金开支才真正是国库从吸烟中获得的意外之财。解决养老金“黑洞”的一个好方法是鼓励中学生每天吸40支烟。我们不这样做是因为我们担心棺材和保险箱都会早早装满。

由此看来，我只能得出这样的结论：关于肥胖的成本上涨论是由健康叙事势力和对不健康人群苛责的道德批判驱动的。工人阶级的肥胖率比中产阶级高得多，这一点也有助于这种叙事：正是那些肥胖懒惰的工人阶级让我们苦心经营的国家医疗服务体系逐渐陷入瘫痪。

好吧，说完成本论，再去寻找另一个我们不喜欢肥胖的原因——我们关心人类的健康。这是许多医生——尤其是从事公共卫生工作的医生——的观点，这也符合社会叙事，即我们有责任尽可能活得健康、活得长久。许多医生会告诉病人要采取健康的生活方式，不一定（甚至一定不）是因为这样做会带来幸福，而是因为每个人对自己、家人和社会都有责任保持健康。

作为一名行为科学家，我意识到，我们许多健康方面的决定，就像生活中其他方面的决定一样，都受到了误导。但是存在健康风险的行为不一定就是错误的，因为我们关心的不仅仅是健康。2016年，英国有137人在工作中死亡，其中大部分发生在建筑业、农业以及制造业。还有更多的人因工受伤。当然，就业人口的基数要大得多，因此死伤率相对较低：目前工伤死亡风险约为二十五万分之一。尽管如此，这些行业里的每个人都在健康与收入之间进行权衡。虽然这些高风险行业的平均工资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但这些行业的工人的工资可能要比他们从事其他工作高。

我们批判那些参与酗酒、吸烟和非法滥用药物等工人阶级中更突出的不健康活动的人。但我在研究中发现，如果能够对一些行为的社会决定因素加以讨论，我们在严厉批判这些行为时就会更加谨慎。当人们从研究人员举行的焦点小组讨论回到现实世界时，比较严厉的判断是否会很快重现，这仍然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

可穿戴电子设备、传感探测器和手机数据收集技术的发展，正在将追踪自身健康状况的主动权从医疗保健服务商手中夺回来。因此，随着健康至上主义更加强调个人层面的责任，保持良好的身体健康状况在社会叙事中被推到了前沿。我们的确对那些不符合健康理想标准的人愈加挑剔，他们或是没有能力，或是不像其他人期望的那样重视饮食和健康。

仅仅因为你身材苗条健美，而且你只吃有机食品，并不意味着你就可以像现在这样批评别人不重视他们的健康。我们真正陷入的风险，就是我们正进一步宣扬保持健康、人人有责的观念。我相 信，很多人会发现在社交中分享健康是过一种更为积极、时刻充实的生活的巨大动力。但我想，如果大家再看到穿着印花莱卡紧身裤的蠢货吃掉酸面团上牛油果果肉和荷包蛋的无聊照片时，可能恨不得把手机扔出窗外。

从健康叙事陷阱的角度来看，我们需警惕，不可再将关于某些行为好坏的评判上升到道德层面，而是应该关注不同非健康行为带来的痛苦后果。毫无疑问，不健康的生活方式会给受影响的人和与之亲近的人造成极大痛苦。但是，我们中的任何人都很难提前知道自己应该遵循的最佳健康途径。我觉得夜晚出去玩很值得，但我无法确定是否健康。对我们来说，根本不可能知道有着不同偏好、面临不同机遇和限制的其他人应该做什么。因此，对于健康和幸福的其他决定因素之间的权衡，怎样做才是负责任，根本找不到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标准。

来源：新华号 中信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