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灵帝糖尿病(汉灵帝病重)

• 1、诸葛亮骂死王朗事件大分析
• 2、医圣张仲景文化系列之一：勤求古训 博采众方
• 3、外来“媳妇”，活民无数

诸葛亮骂死王朗事件大分析

分享历史故事，感悟人生；反以知古，覆以知今。

提到因言语争执将人气死的很多事例中，立刻能想到的，当属《三国演义》中诸葛亮阵前骂死王朗了。

许多读者在读完《三国演义》里这段精彩故事后，惊叹诸葛亮的骂人功夫之余，也不禁在问，真的能把人骂死吗？

故事发生在公元228年，蜀汉丞相诸葛亮欲恢复汉室江山，首次领兵北伐征讨曹魏时期。诸葛亮出师之后，屡屡获胜，曹魏为了挽回局势，派出以曹真为首的援兵，给曹真担任军师的是担任曹魏司徒的王朗。

王朗在和蜀汉交兵之前，想要先以口舌交锋，压制住诸葛亮的士气，因此才有了两人的辩论。

两军对阵，王司徒自信满满先发制人，他从几个角度来论证曹魏的建立是顺天应人，进而阐明诸葛亮带兵北伐是不知天命，不识时务，兴无名之兵。

王朗先是提出天数，说天下应该归顺有德之人，而有德之人是谁呢？是平定乱世，削除群雄的曹操。正是由于曹操的奋战，才使得天下归于统一，百姓能够安居乐业，

然后，王朗又提出曹丕雄才大略，向尧舜学习，以禅让的方式得到了天下，顺应天心人意。

继而，说诸葛亮自比管仲乐毅，却违背天理，违背人情来行事。

最后又提出，曹魏和蜀汉之间的实力相差悬殊，曹魏号称带甲百万，良将千员，威胁诸葛亮让他投降，还许诺诸葛亮投降后可以封侯，这样大家皆大欢喜，岂不美哉。

在王朗的这番话里，我们可以看到王朗是经过精心准备的，逻辑紧密，一脉贯通，一般人很难反驳。

他从天理讲到人情，从人心讲到法统，最后恩威并重，他的一番话如同一座大山般压向诸葛亮。

诸葛亮静静听着，大脑却在飞速运转：王朗，博学多闻，校注儒家多部经典，很有名气，是个文化人。汉灵帝时期，获举孝廉；曹丕(魏文帝)继任魏王后，王朗迁任御史大夫，魏明帝曹睿即位，进封王朗为兰陵侯，官职司徒......

诸葛亮羽扇一摇，暗道：“我的辩论就以“孝廉”为主题吧！”

诸葛亮听了王朗的一番言论后，在车上哈哈放声大笑，诸葛亮根本就不理睬王朗的威逼利诱，只是抓住王朗的一个弱点，就轻易地击败了王朗。

这个弱点就是，王朗是汉朝大老元臣，诸葛亮从这个方面入手，首先说明了汉末的乱世，就是因为朝廷之中充斥了，卑鄙无耻的臣子而造成的。

然后又对王朗的生平进行了评说，王朗本是汉朝举的孝廉入仕当官，孝廉是汉朝时对品行高洁的人评价。王朗作为孝廉，本来应该为安汉兴刘效力，反而为篡汉的曹丕效力，你算什么汉朝的孝廉？

最后表明天意是不绝炎汉，西川的蜀汉是继承汉室大统的政权，而自己的身份是刘氏汉室的大臣，为了兴复汉室，奉皇帝的旨意来讨伐叛逆，自己的所作所为是顺应天意。

最后，诸葛亮给王朗做了一个总结，你王朗就是一个谄谀之人，这种卑鄙无耻之徒，哪里还有脸面在军前妄称天数，看你死后有什么颜面去面对汉朝的二十四位先帝？

这段言论充分显示了诸葛亮的辩才，也显现了诸葛亮的志向气节。

诸葛亮越骂越起劲，言语一句比一句更加犀利。如一把尖刀将王朗的画皮剥得干净，在大庭广众之下，让大家看透了王朗的真实面目，王朗就是一个道德沦丧、卑鄙无耻之徒。他表里不一，依靠欺骗他人的言行，假借孝廉的名声当了汉朝的官，却在入仕后，他背叛自己的信仰，依靠出卖灵魂，出卖了汉室江山，来换取自己的高官厚禄。

王朗听得是字字诛心，如针扎五指，痛彻心扉；如电击身躯，一次比一次强烈。

王朗身居高职，听惯了阿谀奉，养尊处优。此时又已76岁高龄，心脏病、糖尿病，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各种心脑血管病集一身的王朗，最后在诸葛亮一句怒骂：“我从未见过有如此厚颜无耻之人”，口吐鲜血，翻身落马，愧然死去。

诸葛亮真是个全才，历史评价他是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散文家、书法家、发明家。能带兵会打仗，提出三分天下策略；上知天文下知地理，借东风；会机械木匠活，改造连弩，发明木牛流马、孔明灯。

更厉害的是会揣摩人心，用现代语言来说就是懂心理学。不同的人说不同的话，因人而异。若把说王朗的话用来对付曹真，就起不了如此效果，得换台词。

诸葛亮的每句话都很能让人心动，王朗很受用地让自己心跳加速，血压迅速飙升，高压下奔流的血液挤破了他脆弱的血管壁，血管爆裂，胸腔脑部大量出血，终猝死身亡。

从现代医学病理学研究表明，王朗的死因应该是高血压，是内因。诸葛亮辱骂王朗的话，起到了诱发他血压升高的作用。可怜的王朗，本来想依靠口舌来压服诸葛亮，没想到自取其辱，更没有控制好自己的情绪，终被气死，悲哉。

在现实生活中，气人死的悲剧也屡有发生。所谓祸从口出，特别是与上了年纪有心脏病高血压的老人起争执，就要注意了，口上留德，话语切勿过激，以免给他人给自己带来无法弥补的伤害。

我们应养成遇事冷静、心胸豁达的良好习性。对待恶毒言语的攻击，不计较，不钻牛角尖，一笑而过。

“闲庭信步笑看花开花落,宠辱不惊坐观云卷云舒”。

祝大家天天好心情，愉快长寿地过一生！

医圣张仲景文化系列之一：勤求古训 博采众方

中国南阳 医圣祠

（一）大疫流行

东汉后期，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非常混乱的时期，是一个多事之秋，一个接一个的天灾人祸，使广大人民的生活万分艰难。据《东汉会要》记载，汉桓帝永寿二年（公元156年）全国户数一千六百零七万户，人口五千零六万，到三国末年的魏景元四年（公元263年），时间过了100年。人口却急剧下降。魏蜀吴三国合计，只有户数九十四万三千四百二十三户，人口五百三十七万两千八百九十一人，仅存十分之一。所以范文澜在《中国通史简编》中说：“经济文化的中心地区黄河流域，在短短的建安时期化为一片大荒原。”确是“白骨蔽平原，千里无鸡鸣。”战乱，灾荒，疫病是人口锐减的关键。

据《晋书》记载东汉疫病时的情景，有一个七、八岁的小孩和母亲同时感染了赤斑病（就是现在的斑疹伤寒），妈妈每天抱病来照顾孩子。第三天没有来，他问父亲自己的妈妈呢？父亲说外出了，他不相信，自己挣扎着爬到妈妈床边，发现妈妈已经被疫病夺去了生命，再喊也喊不应了。孩子伏在妈妈身上哭泣着也死去了。这是一幅汉代疫病流行的极其悲惨的画面，多么聪敏的孩子，多么慈爱的母亲，却因无情的疫病而双双夺去了生命。

东汉后期，政治腐败，自然灾害异常频繁，仅仅是桓帝在位的二十年间，据不完全统计，地震发生17次、大水10次、大旱3次、蝗灾5次、大疫3次、大饥荒2次，使成百万的人民流离失所，饥民相食。汉灵帝时五次大疫流行，汉献帝时疫病更甚，死人尤多。当时的人民，不是被杀死就是饿死或疫死。王仲宣（建安七子之一的著名诗人王粲）因长安战乱疫病流行而在逃奔荆州的路上写了一首《七哀诗》描述路上所见的惨状“出门无所见，白骨蔽中原。路有饥妇人，抱子弃草间；顾闻号泣声，挥涕独不还。未知身死所，何能两相完。”著名的“建安七子”除孔融、阮瑀早死外，其余五人都亡于这次大疫中。我们再来看看我国著名的军事家、政治家曹操父子三人是怎样描绘这些疫病的。曹操在自己所写的诗《蒿里行》中“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生民百余一、念之断人肠。”他的儿子魏文帝曹丕与王朗书：“疫病多起，士人彫落。”他的另一个儿子聪明的曹植说疫气：“家家有僵尸之痛，室室有号泣之哀，或阖门而殪，或举族而丧者。”

另据《续汉书·五行志》、《后汉书》和《荆州志》、《南阳府志》、《邓州志》等书籍记载，南阳当时是“疫病频起，民户顿减。”可见丧亡极其严重。

赤壁大战时也是因为大疫在曹军中流行。曹操才被孙刘联军所击败。

东汉桓、灵、献三朝时，皇帝昏庸、政治腐败、天灾不断、疫疠四起。特别是灵帝建宁（165年）前后，疫疠漫延，波及全国，生灵涂炭。当然张仲景自己家里也有很多人被伤寒病夺去了生命，肯定也包括自己至亲的人。面对如山般压来的大疫。张仲景毫不畏惧，他以一位伟大医学家的胆略和气魄，同残害人民的大疫进行顽强的搏斗。

（二）东汉时期落后的医术

东汉中期，我国的传统医学有了长足的进步，特别是医学理论和本草学的创立，使其大大突破了民间医学的范畴，开始迈向正规医学的道路。但是，由于政治、经济、文化和科学方面的诸多原因，特别是对临床医学的锻炼还未到火候，使传统医学仍然处于初级阶段，其表现有三：

1.理论和实践未能紧密结合，在临床医学上发展缓慢。如《内经》中有关疾病的治疗，主要是采用针灸技术，介绍方药治病的仅有十一处，而且还非常简单，像治疗鼓胀、心腹满的“鸡矢醴”即鸡矢白一两（就是鸡屎上发白的一部分），米酒三碗，共煎，空腹热服。仍然未能摆脱民间土单方的范畴。再从《五十二病方》、仓公《诊籍》和汉简《诊百病方》来看，虽然使用了大量复方，但其方剂应用仍与医学理论结合不紧，还是停留在低级水平。

2.医疗经验零散，尚未形成完整的体系，使后学者不易接受。从上古到东汉中期的三千年间，曾经有无数的医者从事防病疗疾的活动，他们在与疾病作斗争的大量实践中创造和积累了极其丰富的经验，但这些经验一直散在民间，犹如满地抛撒的珍珠，缺乏一线贯穿，即使是著名医家，从“神农尝百草”到董奉的“杏林春暖”（董奉是早于张仲景的一位名医，关于他的传说是董奉隐居庐山，为人诊病时从不收费，而是每看好一个重病人，让病家人在他居住的后山山坡上栽种5棵杏树，看好一个轻的栽种1棵，留下了脍炙人口的“杏林春暖”的典故，所以以后的中医学也称作杏林）。其间有多少的宝贵临床医疗技术成果，真正得到系统总结的寥寥无几，这样就给后学者造成了困难，包括跟随他们的弟子，如扁鹊的9位弟子，仓公的六位弟子，在医学史上均不占什么位置。

3.神权迷信和道家学说仍然混杂于医学之中。在战国之前，医学基本上掌握在巫的手里，所以巫医不分，以致古代的医字下面还加上一个巫字（毉）。战国时期，特别是扁鹊周游列国时公开打出“信巫不信医者不治”的旗帜，使医与巫分开而初步建立了医学的理论。但由于医学理论的核心“阴阳五行”，并非医学所专用，而是中国古代哲学的名辞，所以道家、阴阳家和政治家、军事家等都使用“阴阳五行”的理论，有的还以此来鼓吹神仙说。秦汉的统治者都崇信方士，梦寐以求长生不老，从而不断强化神权迷信，这个时期的许多方士也披着医生的外衣为皇帝和达官贵人们采药、炼丹、求仙方。秦始皇就是吃仙丹吃得五内俱焚，暴死于求仙的路上。方士和道士、巫师们一样用巫祝和符水欺骗病人，使许多人死于非命。而秦汉时期的医学也不可避免地被污染上一些神秘色彩，不少医学书籍中还保留着“祈祷、禁咒”和“唾祝”等唯心的治疗方法。

从上述三个方面的表现可以看到，东汉以前的医学水平尤其当时的临床医疗技术，还不足以抗拒重大疫灾，所以在东汉末年的大疫面前败下阵来。但是，中国传统医学毕竟历经沧桑，并且建立了自身的理论体系，在朴素辩证法的指导下，一个划时代的变化正在孕育，它像躁动于母腹的婴儿，即将降生在多灾多难的人间。

（三）激发创新

勤求古训：勤奋地追求着古老的中医药理论。医学是自然科学，直接以人的生命作为研究对象，目的是保障健康、防治疾病、增进寿命。因此，医疗活动是人类与生俱来的一种社会现象，医学的产生反映人类在生产实践过程中，由盲目不自觉地尝试到自觉地进行医疗实践。

我们的祖先在同自然界进行斗争、求生存的过程中，有着许多有关中医药的传说。比如神农尝百草。神农帝为了给百姓治病，亲自尝试各种各样的草药，在一天当中，曾中毒70多次。有的还传说，神农最后尝到一种剧毒的断肠草，终于肠子被烂断，为百姓和医药学献出了生命。这些传说是我国原始医学发展的曲折反映，也说明了人们在进行医学尝试时是要付出惨痛代价的。之所以有了这些代价才有了中医药的起源和发展，有了让医圣张仲景为之追求的“古训”。在张仲景之前的古医书有著名的《黄帝内经》、《神农本草经》、《难经》、《胎胪药录》、《阴阳大论》等。《黄帝内经》、《神农本草经》、《难经》现在还存在。《胎胪药录》、《阴阳大论》等早已毁灭于历史的纷飞战火中。

张仲景不仅全面继承发扬了中医古老经典著作的内容，继承了这些经典，他还如饥似渴地博览群书，从古代的书籍中找出更多能服务于治疗疾病的内容。这里除了医学书籍当然也包括诸子百家、声韵农圃，甚至在兵书战策等书籍中寻觅对医学发展有用的知识，因为科学的理论是相通的，如《孙子兵法》中“水无常势，兵无常形”这八个字就对仲景的启发很大，他看到了疾病的千变万化，千余年“头疼治头，脚疼医脚”的老治法已经赶不上疾病的变化，治疗必须因人因地因时因症而变。传说他曾经去找当时有名的学者，襄阳的庞德公（庞德公大家可能没有听说过，但是他教过很多有名的学生，诸葛亮、庞统、徐庶等等）庞德公以古代军事理论教会了张仲景“审势”审是审问的审，势是形势的势。把这些理论也运用到用到治疗疾病上就是要在每时每刻关注疾病的变化，根据变化拿出最佳的治疗方案。勤求古训使张仲景开阔了思路，增强了哲理。使自己从旧知识体系的迷宫中发现了捷径，给墨守成规的医学道路展现了光明的前景，饱经忧患的祖国医学即将迎来一项光耀千古的伟大发明。

博采众方：绘事以众色成之，蜜蜂以兼采为味。博采包括多个方面。从前人的典籍中采集、从旧的方书中采集、从民众中采集，从同行的经验中采集，从官府的用方中采集。

张仲景以前的中医学虽然没有形成自己的系统的科学性的体系，但是古老的典籍中还是有许多前人总结出的药方，《内经》、《难经》、《神农本草经》、《五十二病方》中只要是能治病的药方无一不采，并且筛选典籍中的药物以达到全面、准确的了解，组成更为有效的治病良方。在直接采用典籍中药方的同时，张仲景还根据自己的理解和实践，对前人留下的原有药方进行补充、改进、以适应新的病症。除了上面说的。最重要的是张仲景重视实践，向广大人民群众学习。人民群众创造了中医药的宝贵财富。无论什么典籍都是劳动人民创造发明和长期实践的结晶。无论过去、现在、将来都会是如此。张仲景所处的时代，正是战乱、瘟疫、饥荒频繁的年代，劳动人民为了向各种灾荒作斗争，在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有很多他们祖辈相传的秘方。这些秘方一旦总结出来，传之于世，将是用在当世，功在后代的大事。为此，张仲景走遍了力所能及的地方，深入乡村，走进集市，千辛万苦，搜集了很多验方，大大的丰富了自己的医药学知识。

有一次张仲景在农村看病，听村上人说，在茅山上的青云观里有一位老道士善于治疗消渴重症（消渴就是现在的糖尿病）。他第二天就带着徒弟跋山涉水，跑了几百里上茅山向老道士请教，老道士虽然隐居深山，但也知道张仲景的大名，热情招待，一连几天好茶好饭，就是不提治病的事情。因为古时的人对于自己手中的秘方、验方都十分保密，就连自己的徒弟也不肯轻易传授。（象扁鹊的老师长桑君，也是在扁鹊跟随了自己十几年后才“呼扁鹊私坐”，把方书传给了扁鹊）。这样张仲景住了数天，看看没有结果就走了，过了一段时间张仲景又来到山上，和道士谈医术，谈世事，很是融洽，就是这样张仲景也是去了三次，老道才把药方交给张仲景。为了一个药方，在几百里的路上打几个来回，在那个年代无车无船，路上艰辛自不必说，若是遇上兵匪甚至连命都要丢掉。从这个采方的故事中我们体会到一位苍生大医的不易。还有记载张仲景学医中曾得到阳励公之传。这个故事是怎么样的呢？为了能得到治疗伤寒的更多的经验和药方，张仲景听说洛阳有位名医叫阳励公的老先生曾经治愈过伤寒，就剪掉自己的胡须，改了自己的名字。去给老先生当徒弟。封建社会，身体发肤受之父母，轻易剪掉是为不孝。再说当时的张仲景经过了长沙的“大堂行医”已经是名扬四方了，徒弟们都劝他不要去，但是为了早日降服伤寒大疫，张仲景毅然离开家乡去往洛阳当学徒。学徒要从一个小药工干起，每天要给打扫庭院，端茶倒水。再后来才去抄方子。阳励公不一定比张仲景高明多少，但是肯定有一些方面是突出的，一年后，当阳励公老先生得知在他门下当弟子的是大名鼎鼎的“张长沙”时，感动的泪流满面，连说折寿。最后把自己一生治病的总结都交给了张仲景。就是这样为了祖国医学，为了战胜伤寒大疫，为了解除民众疾苦，张仲景不辞辛劳，上下求索，把得到的药方和治疗疾病的疗法再自己运用于临床，筛选、发挥、总结。才写出了千古巨著《伤寒杂病论》。《伤寒杂病论》不仅是奠定了中医学的临床基础，更是中医学乃至中华文化的结晶。

作者简介：

作者：廖俊旭

廖俊旭，毕业于北京中医学院。南阳市张仲景研究院院长、南阳市中医中药研究所所长。南阳市中医药学会中医文化建设及科普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以中医药古籍整理，张仲景医药文化宣传为主要工作，从事医圣张仲景学术及文化研究二十余年。编著《仲景全书》、《古《伤寒杂病论》传本研究》、《《伤寒类证解惑》注释研究传承集》、《推拿指南》等共计200余万字。撰写中医药科普读物《四季养生粥》、《中医药知识简明读本》等。承担“仲景大讲堂”活动，已经在市域内十三县区及相关单位进行宣讲二十余场，听众两千余人次。也走出南阳到河北、陕西等地宣讲张仲景医药文化。为普及中医药文化，扩大了医圣张仲景的影响力，做出应有的贡献。

外来“媳妇”，活民无数

有一段时间，“天下共主”周桓王很生气，因为他遭遇了一桩盗抢案。

公元前720年，四月，周王室在温地的麦子尽数被人收割。到了秋季，成周一带的粟米也被人打劫。作案的不是别人，正是周王室的宗亲——郑庄公。

这桩盗抢案，还要从“周郑交质”一事说起。

当时，世袭周朝卿士的郑庄公势力愈发强大，这成了周平王的一块心病。周平王欲提拔虢公，玩分权制衡，不料此举惹恼了郑庄公。无奈之下，周平王只得以王子狐质郑，暂时稳住了对方。平王死后，孙子姬林接棒，史称周桓王。然而，周桓王一上台就急于求成，直接炒了郑庄公的鱿鱼。

作为春秋早期小霸王的郑庄公哪受得了这气，直接派祭足率军越境，抢先收割王室的粮产，以此教训一下周桓王这个不知天高地厚的愣头青，给他一点小小的“郑国式”震撼。

周郑交恶的故事出自春秋末年鲁国史书《左传》，是周室王权日落西山的一个真实写照。同时也说明了一件事——麦子在先秦时期，就已经成为一种口粮。谁能想到，一粒小小的麦子，竟然见证了周王室的日渐式微和分封制的衰落。

作为年产量仅次于水稻的粮食作物，麦子在中国有着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力。尤其是在中国北方，麦子催生了不同于南方的饮食文化，促成了“南稻北麦”的两极格局。

能与水稻分南北而治，既是一种荣耀，也是一种实力。然而，与水稻的自然上位不同，在宋代之前，麦子还算不上华夏主粮。

麦穗充盈。图源：摄图网

按照主流观点，麦子并非中国原产谷物，而是个远道而来的“媳妇”。

从中国西部出发，一路向西，在3000多公里开外的新月沃地，也就是埃及、以色列、巴勒斯坦、叙利亚和伊拉克一带。这个如今动荡不安的地区，就是麦子的“娘家”。

西亚“新月沃地”。图源：网络

与其他农作物一样，麦子也是长期进化与人工驯化的结果。目前，最早的驯化小麦遗存出土于中东地区距今大约10000年前的考古遗址里，分为两个品种：一粒小麦和二粒小麦。大约8000年前，二粒小麦在伊朗北部山区遇上了当地的粗山羊草。这一次邂逅，诞生了一个足以改变世界粮食格局的新品种——如今广泛种植和食用的六倍体小麦。

六倍体小麦持续向四周扩散，成为尼罗河、印度河与两河流域等主要文明古国的粮产之一。大约距今7000多年前，麦子就已经出现在中亚地区西南部，也就是于土库曼斯坦境内的科佩特山一带。

但是在继续向东传播时，麦子的脚步却放慢了。直到距今4000年前，它才越过帕米尔高原。

中科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曾雄生教授曾利用碳同位素的时间定位，大致确定麦子自中东最早传入中国的时间，是在公元前2000年左右，与夏朝建立时间相近。显然，在数千年前，当丝绸与瓷器还没有牵动东西方交流时，麦子就已经出任了“文化大使”这一角色。

至于麦子入华路线，有绿洲通道一说，也有草原通道一说，至今仍旧莫衷一是。

不过，麦子东传中原的同时，它的一个分支——裸大麦也传到了西部高原地区，也就是今天藏区主粮之一的青稞。

青稞。图源：摄图网

先秦时期，麦子在中原地区已有小范围种植，并在此过程中与中国文化擦出了火花。作为中国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的内容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当时的社会概况。据统计，“麦”字及其同义词共出现了9次，仅次于黍（19次）、稷（粟，18次），内容多涉及先秦田野风光。

麦子不但与诗歌结下了不解之缘，还和诸侯国的王权更迭产生了联系。

据《左传》记载，晋厉公被臣子栾书和中行偃谋杀后，晋国一时间王位空虚。国不可一日无君，于是，年仅14岁的周子被拥立为王。然而按照宗法制，王位本该由周子的哥哥继承，奈何众大臣坚持认为“周子有兄而无慧，不能辨菽麦，故不可立”。在这里，麦子竟然成为王位继承的“裁判”。

到春秋时期，麦子进入中国已有一千多年，尽管频繁地在文学、史书中露脸，却未能完成阶层跃升，无法进阶为华夏民族的主粮名单。着实是“起了个大早，赶了个晚集”。

而这一等，就是三千年。

麦子入华后，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排位跟粟、黍、稻米不在一个档次，属于华夏谷物界的“非主流”。

一方面是因为粟、黍、稻米都是本土谷物，自农耕时代起，早已在漫长的进化历史中形成了自己的生存之道，实现了“天时地利人和”。北方粟黍耐旱，南方稻米耐涝，本土选手的主场优势很明显。

另一方面，初来乍到的麦子，却显得有些水土不服。

在原产地西亚，地中海气候已经将麦子定性为“秋种春收”的越冬谷物，冬季温和多雨特别利于麦子的生长。但在中国，情况却截然相反，“春种秋收”是当地的传统，农作物的生长期往往要避开寒冷干燥的冬季。

这是否意味着麦子在传播时，选错了地方？非也。

麦子虽然与中国传统的农耕制度存在“时差”，但也有一些优势让华夏农人青睐不已。由于古代的谷物产量不高，传统的“春种秋收”又存在青黄不接的空档期，一旦欠收或食用无度，粮荒就出现了，而“秋种春收”的麦子正好可以继绝续乏。宋人董煟在《救荒活民书》中称，麦子“于新陈未接之时，最为得力，不可不广也”。此外，对比粟与黍，麦子在单产方面，也有压倒性的优势。

显然，麦子凭借这些优点，成功吸引了中国先民的注意。它虽然不占天时与地利，但在暗暗将“人定胜天”刻在骨子里的华夏民族手里，一样能翻身，反客为主。

关于麦子的推广，不得不提一对君臣组合：汉武帝和董仲舒。

汉武帝在位期间，董仲舒的“天人感应”、大一统、中央集权等理论为汉武帝构建一个雄伟帝国提供了思想基础。但董仲舒不仅着眼于帝国建设这样的宏大叙事，也关心着农业耕作这样的民生基础。据《汉书·食货志》记载，董仲舒曾向皇帝建议：“今关中俗不好种麦，是岁失《春秋》之所重，而损生民之具也。愿陛下幸诏大司农，使关中益种宿麦，令勿后时。”汉武帝觉得这个建议很好，于是颁令照办。

西汉董仲舒。图源：网络

到了汉成帝时期，氾胜之作为轻车使者，亲自“督三辅种麦，而关中遂穰”。

在行政手段之下，原本不怎么种麦的关中地区，农作物结构开始发生变化。这种“官方推广”的成果，还延伸到了帝国治下的其他区域。

据江苏连云港尹湾M6汉墓出土的《集薄》记载，仅仅是东海郡，小麦种植面积就达到了十万顷，而整个东海郡辖地才五十一万顷。汉代“推麦”的范围和成果可见一斑。

由于麦子入华天生带有水土不服的属性，华夏先民也在努力帮它适应新环境。

水是最大的问题。《齐民要术》收录了一首古民谣：“高田种小麦，终久不成穗。男儿在他乡，焉得不憔悴。”前两句是说种麦如果选择了缺水的田地，到了收获季节将一无所获。同时，扬州也有农谚称：“寸麦不怕尺水，尺麦只怕寸水。”也道出了麦子成熟期怕水的特点。

麦子既需要用水，又害怕水，这种看似矛盾的需求，其实是对水利灌溉条件的考验。

好在，中国先民在治水和用水方面可谓经验十足。早在先秦时期，秦国就开工修筑了两大水利工程：都江堰和郑国渠。到了汉武帝时期，水利工程建设更为频繁，先后在关中开凿了龙首渠、六辅渠、白渠、灵轵渠、成国渠等大型引水工程，小渠更是不计其数。成熟的水利设施，不仅改善了种麦的农业灌溉条件，还降低了“靠天吃饭”的依赖性。

从此，麦子开始在北方混得风生水起。

而在稻谷大本营的南方，麦子仍旧不受欢迎，甚至一度被认为是毒物。

元代贾铭所著的《饮食须知》曾说：“北麦日开花，无毒。南麦夜开花，有微毒。”李鹏飞的《三元延寿书》则认为“北多霜雪，故面无毒；南方雪少，故面有毒”。明嘉靖年间的《永春县志》直言：“南麦粒大而松，面少。北人仕南，都不食南面，云饱胀难消，盖有毒也。”明朝人王济到广西做官，考察民情时从当地人口中得知，本地出产的麦子“食皆无味，或有食即呕吐成疾”……对此，历朝历代似乎达成了一个共识——南方出产的麦子有毒。

然而，南麦有毒之说，很可能是一种误解。根据相关研究，南方湿润的气候容易使麦子患上赤霉病，同时也容易使收获的麦子发霉。所谓的毒性，很可能跟误食了这些“问题”麦子有关。

此外，南方人独爱稻米，也对麦子形成了一定的排它性。《南史》曾记载了一个令人匪夷所思的案例，陈武帝陈霸先和北齐开战：

“是时食尽，调市人馈军，皆是麦屑为饭，以荷叶裹而分给，间以麦绊，兵士皆困。会文帝（指陈蒨，陈霸先侄子）遣送米三千石，鸭千头。帝（指陈霸先）即炊米煮鸭，誓申一战。士及防身，计粮数脔，人人裹饭，婫以鸭肉。帝命众军蓐食，攻之，齐军大溃。”

把麦子换成稻米之后，南方士兵跟打了鸡血一样，快速扭转战局。

陈朝开国皇帝陈霸先。图源：网络

由此可见，在这场主粮晋级赛中，水稻牢牢利用主场优势，于南方守擂成功。作为外来户的麦子，虽然南进不顺，但也总算在北方实现了地位跃升。

根据学者包艳杰、李群的研究指出，唐末宋初之际，小麦成为中国华北的主粮。宋代《图经本草》更是把麦子捧上了新高度：“大凡麦秋种冬长，春秀夏实，具四时中和之气，故为五谷之贵。”

四千年前入华，历经近三千年的等待，终于在此时成为华夏民族餐桌上的常客。

伴随着麦子的转正和扩张，食不厌精的中国人在食用麦子一事上，也经历了一番探索。

在漫长的饮食发展史中，粟、黍和稻米等土著粮产已经让中国人养成了粒食蒸煮的习惯，《墨子》曾云：“四海之内，粒食之民。”当麦子传入后，这一烹饪方法又套用在了麦子身上。然而，这种照搬套用的教条主义，很快就被证明是行不通的。

采用粒食蒸煮做出的麦饭，难吃程度，南宋理学大师朱熹是深有体会的。

相传，有一次朱熹去看望自己的女儿，并留在女婿家吃饭。因为家贫，女儿只能拿出麦饭招待父亲，理解到女儿难处的朱熹，只好硬着头皮吃下，并题诗一首，以解尴尬：

“葱汤麦饭两相宜，葱补丹田麦疗饥。莫道此中滋味薄，前村还有未炊时。”

南宋理学家朱熹。图源：网络

麦饭口感粗糙，让吃惯了精粮的上层人士们难以下咽，唐朝人颜师古在给《急就篇》作注时，给了它一个大大的差评——“野人农夫之食”。

用麦饭待客，甚至会被认为是无礼之举。《后汉书》记载，东汉名士井丹博学大才，未曾主动拜谒任何一个权贵。信阳候阴就派人强行把井丹“请”到家里，“（井）丹不得已，既至，（阴）就故为设麦饭葱叶之食。丹推去之，曰：‘以君侯能供甘旨，故来相过，何其薄乎？’更置盛馔，乃食”。——信阳侯故意用麦饭作宴席，以此试探和为难井丹。

不过，正是因为难吃，麦饭成了“倒霉”的代名词。《宋书·五行志》曾言：“昔年食白饭，言得志也。今年食麦麸，麸粗秽，其精已去，明将败也。”

长期的生活实践和经验表明，麦子更适合粉食，而这需要磨盘的配合。尽管石转磨在春秋时期就已经出现，但直到汉末时期才流行于民间。随着石转磨改变了麦子的新形态，得到深加工的面粉也如同“旧时王谢堂前燕”，开始“飞入寻常百姓家”。

事实上，这种形态上的变化，也顺带改变了中国人的饮食。

在中国面食的发展史中，胡人给予了不小的启迪。相传，班超出使西域，将胡人的主食胡饼连同制作技术，一并带回了汉朝，中原面食从此开始兴起。

在汉代，由于面食属于初创阶段，还没有特定的分类代名词，于是“饼”成了面食的统一称呼。此时，一个以“饼”为代表的面食时代，即将到来。

东汉灵帝是汉代的昏君之一，在治国上没有什么建树，却对胡人生活饶有兴趣。《太平御览》记载：“灵帝好胡饼，京师贵戚皆竞食胡饼。”

上有所好，下必甚之。这种讨好上级博好感的政治生态，在封建帝制下是常见的。于是，在美食博主汉灵帝亲自带货的影响下，汉朝高层竟然都跟风追捧麦子和面食。

倘若汉灵帝能像另一位“精胡分子”赵武灵王一样，把精力放到正事上来，东汉前途或许亦未可知？

在唐代，著名诗人白居易也是一个胡饼爱好者。到四川忠州（今重庆忠县）任职后，他偶然发现当地有胡饼在售，欣然买来尝尝鲜，觉得味道还不错。既然有如此地道风味，独乐乐不如众乐乐，于是随手就给在隔壁万州任职的好友杨归厚点了一份“外卖”，并备注了一首《寄胡饼与杨万州》：

“胡麻饼样学京都，面脆油香新出炉。寄与饥馋杨大使，尝看得似辅兴无。”

“辅兴”指的是唐长安城里一家知名的面点铺子，在业内的地位，可能不亚于烤鸭界的北京全聚德。白居易的意思，是让好友尝尝看有没有京城的风味，这也算是对长安的一种怀想吧。

中国面食既有西域的胡风影响，也有本土的原创开发。

相传，诸葛亮南征孟获时，手下告诉他南蛮会使用邪术，要想取胜，必须用人头祭祀，求得神明帮助，方能成功。但诸葛亮认为这个做法太残忍了，于是“杂用牛、羊、豕之肉，包之以面，象人头，以祠神，亦飨焉，而为出兵。后人由此为馒头”。

诸葛亮七擒孟获。图源：网络

诸葛亮的一个祭祀之举，无意中“发明”了最初的馒头，尽管形制上更像今天的肉包子，但经过后世改进，逐渐向现代馒头靠近——魏晋时期去掉了馅料，唐宋时期尺寸缩小，甚至传到了日本。到了元代，开花馒头诞生。

中国面食的另一个杰作是面条。早期的面条是手捏成型，再下锅开水煮熟，但仍属于“饼”的范畴，也称“汤饼”。到了宋代，面食进一步发展，面条开始脱离“饼”自立门户，《梦粱录》里记录了宋代“亦有专卖菜面、熟齑笋肉淘面”的专业化面铺。

有意思的是，中国本土原创面食更偏向于蒸煮，而不是烘焙。究其原因，是因为麦种不同。中国的小麦品种以中筋和低筋为主，并不适合烘培，所以没有出现类似欧洲面包之类的食品。

当麦子化身各种地道风味后，中国人又继续从其他角度深入发掘它的潜在价值。中国医学史上，食物与药物之间的界限往往十分模糊，角色转换也是常事。于是，麦子又成了一味药材。

被医学界认为是“医之始祖”的《黄帝内经》，很早就开始关注麦子的药用价值，在子篇目《灵枢·五味》中，认为“心病者，宜食麦”。

唐代医学家陈藏器认为麦子能“补虚，久食，实人肤体，厚肠胃，强气力”。诸如此类的医学理论，实际上也为麦子和面食的“扩张”充当起了“神助攻”。

麦子掀起面食革命。图源：摄图网

到了宋代，就连虫蛀过的瘪麦粒也意外地被发现有治病功效。

相传，北宋太平兴国年间，汴京大夫王怀隐遇到了一个心神不宁的妇女。初步诊断后，王怀隐断定她是患了“妇人脏躁”症。所谓妇人脏躁，其实就是进入更年期所致的病症。王怀隐按古方抓药，给病人开了一味古人常用的甘麦大枣汤。

临走时，病人家属又告知病人有盗汗和虚汗等其他病症，王怀隐觉得治病要一步一步来，就让病人先回去服药治好脏躁之症。

结果在几天之后，病人登门致谢，并告知药方连盗汗和虚汗也一并治好了。这个现象让王怀隐百思不得其解，仔细复盘诊疗过程才发现——抓药时误将瘪麦粒混在其中。

这个“失误”意外地让王怀隐发现了一味新药材：浮小麦。多年之后，王怀隐和好友合编《太平圣惠方》时将这个意外发现收录其中。

对于一些慢性顽疾，古代的医学家也认为麦子会有疗效。

消渴症，是困扰古代中国人的一种慢性病（也有说是糖尿病）。《黄帝内经》认为这是一种富贵病，而病根在于“此人必数食甘美而多肥也，肥者令人内热，甘者令人满，故其气上溢，转为消渴”。汉代著名的辞赋家司马相如曾被这种疾病缠身，《史记》称他“口吃而善著书，常有消渴疾”。《儒林外史》的作者吴敬梓也是一位病友，他常感慨：“闲情时有作，消渴病难除。”

对于这种难以治愈的顽疾，卓文君曾选择用人参替司马相如“续命”。然而，人参这种药物不是人人能消费得起的。于是，人们试图寻找人参的“平替”，这就是麦子。

古人认为麦子是一种不错的调理之物，陶弘景《名医别录》就曾言，“大麦，主治消渴，除热，益气，调中”。随处可见的麦子，或许是对抗顽疾的良方。

此外，大麦还被认为是解暑“利器”，湖北荆州一带有喝大麦米茶来消暑解热的传统。

人多地少，这是东方国家的显著特征。中国的耕地为供养如此庞大的人口，潜能发挥已经接近极限。然而，在科技不发达的年代，这样的农业经济是十分脆弱的。任何天灾人祸，都足以引起粮食危机。

即便是在被誉为盛世的康乾时代，中国也曾出现过粮食短缺的情况。在饥饿的年代，粮食进口不失为一种行之有效的应急手段。

康熙二十二年（1683），就在清政府收复台湾后，沿海地区出现了粮食危机，康熙下令开禁，鼓励进口东南亚大米。到了康熙六十一年（1722），康熙又下令对暹罗大米免除关税，大量的东南亚大米源源不断涌入，缓解了沿海大米短缺的问题。

时间来到民国，国民政府也因粮食危机，不得不向国外进口小麦，以解燃眉之急。

1931年，中国遭遇了一场前所未有的水灾，范围之广，波及十几个省，近5000万人受灾。然而，面对这不期而至的天灾，国民政府财政早已空虚，无力救援。而此时，大洋彼岸的美国也正在经历一场危机。三十年代大萧条的到来，让美国小麦等农业产品严重滞销积压。

一个受灾缺粮，一个农产品滞销，双方一拍即合，国民政府以实物借款的名义，从美国进口了价值921万美元的小麦（含20%的面粉）。随着美国小麦的到来，国民政府总算为救灾筹措到了一部分物资。

1931年美麦借款后，国民政府又与美国进行了棉麦借款。然而，前一次借款是打着赈灾的旗号去的，大义之举，鲜有反对之声。而这一次，却引发了一场前所未有的“国麦与洋麦之争”。

1933年9月6日，时任财政部长的宋子文与美国金融复兴公司签订了一份实物借款合同（价值4000万美元的棉花和1000万美元的小麦）。显然，国民政府想借此拉拢美国制衡日本，而美国则是借中国市场倾销、转移危机。

看上去是互利，实则不然。

当借款消息刊报发出，反对之声此起彼伏，主要集中在农业团体和面粉加工业实体。他们认为，一旦美国小麦和面粉大量流入中国，原本就已经处于市场惨淡期的国麦和国面将更加难以生存，农村将会更凋敝，而民族工业将会一蹶不振。

一场国货之争，暴露了乱世之下，旧中国农业与粮食方面的脆弱。

在这个人多地少，“民以食为天”的国度里，吃饱饭从来都不是一件易事。

粮食问题靠别人，终究是不行的。为此，中国人进行了大量的努力，尽可能把粮食安全掌握在自己手中。

新中国建立后，中国人围绕着粮食育种，持续发力。在水稻领域，袁隆平的杂交水稻技术让数千年的稻作农业，发生了巨变革新。小麦领域也不遑多让，被誉为“南袁北李”的李振声经过多年研究，利用牧草和小麦进行远缘杂交，终于在1979年培育出了优质麦种：小偃6号。后来，越来越多优质杂交麦种在这位小麦之父的手里诞生。

而李振声出生的那一年，恰是国民政府向美国借粮救灾应急的1931年。

杂交小麦之父李振声。图源：网络

时光流逝，当初远道而来的西亚来客，如今已是引入中国最成功的粮食作物。正如劳费尔在《中国伊朗编》一书中赞扬中国人“采纳许多有用的外国植物以为己用，并把它们并入自己完整的农业系统中去”。

不求所有，但求所用，这是中国人实用主义的写照。

粒粒饱满的麦子，不仅填饱了近半数中国人的胃，也承载着这个古老国家农耕文化的沧桑巨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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