局限肥胖(局部肥胖的人该怎么减肥)

• 1、广东省人民医院在寻找广东“第一胖”！减重费用享受“免单”
• 2、“托邦”五百年——托邦、乌托邦与敌托邦
• 3、拒绝肥胖，从改变“致胖”习惯开始

广东省人民医院在寻找广东“第一胖”！减重费用享受“免单”

5月11日是世界防治肥胖日，广东省医学科学院和广东省人民医院举办第二届“寻找广东第一胖”公益活动，线上征集招募寻找广东“第一胖”，为其术造新生。通过评选的第一、二、三名胖友将享受减重手术费用全免或者部分减免的福利，报名截止时间为5月31日，6月7日公布前三名获得名单。

随着人民生活水平提高，全球大约有三分之一的人口被定义为“超重”或“肥胖”。我国肥胖人群更是呈现爆炸性增长。柳叶刀(TheLancet)最新数据表明,中国有9000万肥胖人群,其中1200万属于重度肥胖（BMI超过35），总数赶超西方国家，高居全球榜首。 2013年底，著名的美国克利夫兰医疗中心公布了2013年十大医疗创新，减重手术治疗糖尿病位列榜首。近年来越来越多的肥胖患者（包括不仅仅局限于肥胖的糖尿病患者）都接受了减重手术，并取得了良好的减重效果。手术不仅有效减轻了患者的体重，也有效改善了大部分患者并存的血糖代谢紊乱症状。减重代谢手术已成为治疗肥胖及糖尿病等代谢综合征的趋势。

广东省人民医院目前正通过电视、网络、纸媒等平台以2021年第二季度 “第二届寻找广东第一胖”为主题进行胖友招募，筛选符合活动要求的胖友并对BMI（BMI=身高kg/体重m2）进行评估比较，被评选为广东“第一胖”的胖友可享受减重手术费“免单”福利，获得第二、三名的胖友可减免部分手术费用（注意：术前检查费、用药等用不包含在减免费用范围内，具体解释细节归广东省人民医院）。

入选不限男女，具体条件包括建议年龄为 16到65岁、符合减重手术适应证，如T2DM（2型糖尿病）病程≤15 年，且胰岛仍存有一定的胰岛素分泌功能，空腹血清 C 肽≥正常值下限的 1/2； BMI适合手术标准等。

手术治疗 T2DM 病人BMI入选标准：

BMI=体重(kg)/身高平方(m²)

采写：南都记者 曾文琼

实习生：郭千千

通讯员：靳婷

“托邦”五百年——托邦、乌托邦与敌托邦

自1516年托马斯·莫尔根据希腊文和拉丁文生造出“乌托邦”（Utopia）一词以来，这一概念的影响力与日俱增，逐渐成为现代政治文化领域最重要的通用词语之一。历史也许会忘记被英王亨利八世斩首的大法官莫尔，但绝不会忘记提出了“乌托邦”的莫尔。而莫尔也绝对想不到的是，乌托邦的内涵与寓意一路演变，数百年后更衍生出了新词——“敌托邦”（Dystopia）和“托邦”，前者影响力甚至盖过了原词。乔治·奥威尔生而有灵，也许会将之作为其“新词”研究的样本吧。

乌托邦与敌托邦并不是一般的反义词。Dystopia一词由英国哲学家穆勒于1868年所阐发，对此的翻译五花八门，包括主流的反面乌托邦、反乌托邦，较少见的敌托邦、恶托邦、废托邦乃至坎坷邦等等。在此之前，边沁也创造过类似的cactopia一词，被译为“暴政国”（与理想国相对）。敌托邦的译法，既是取其谐音，更是借鉴《圣经》中的“敌基督”（Antichrist）概念，Dystopia也往往可用Anti-utopia替换。“反面乌托邦”或“反乌托邦”的译法，如以单纯的“反对”之意来理解，实际颇有不妥。敌基督否认耶稣为基督，而且自称为基督，以此“取代基督”，大有“打着红旗反红旗”之意味，不是一个“反”字所能涵括。同理，即使是敌托邦，其在理论上也并不一律反对乌托邦，甚至声称自身即是乌托邦——某种理想主义政体的实现，片面以“反乌托邦”称之，可能会犯简单化的错误。《美丽新世界》作者赫胥黎还自己提出了negative-utopia的命名，又得了“消极乌托邦”的译名，有学者又由此将敌托邦根据其恶劣程度划分为“反乌托邦”（Anti-utopia）和“恶托邦”（Dystopia），前者如赫胥黎的“新世界”，后者如奥威尔的“大洋国”。至于“托邦”单独成词，出自德国古斯塔夫·兰道尔（Gustav Landauer）的《革命论》，指的是“每一种实际存在和不断发展着的社会秩序”也即现实世界，至今采用者不多，但来日未必不会再起波澜。托邦、乌托邦、敌托邦……种种词语历史衍变后的社会心态变化值得玩味。

乌托邦为何取代理想国

莫尔是创设“乌托邦”的第一人，但远远不是此类理想世界的首创者。最知名的当属古希腊柏拉图提出的“理想国”——国家由具有欲望的体力劳动者，具有意志的护卫者阶级以及拥有理智的统治者阶级所组成，只有各个等级保持分工合作的状态时社会才能保持普遍的和谐。有趣的是从柏拉图身上又衍生出了“柏拉图式的”一词，虽然多与“爱情”搭配，但也含有了“空想的”意思。这无疑是对莫尔创造《乌托邦》影响最大的著作。在《乌托邦》横空出世之后，康帕内拉的《太阳城》和安德里亚的《基督城》等先后继起，得以并称为“乌托邦三部曲”，“空想社会主义史上的三颗明珠”。其他遗珠也自不少，如培根未完成的《新大西岛》、哈林顿的《大洋国》，直至贝拉米的《回顾》等，不一而足。同时，从《圣经》开始，西方还有“伊甸园”和“天国”的理想世界。与此类似，东方也自有其“桃花源”谱系，如《诗经》的“乐土”、佛家的“净土”、道家的华胥国“其国无帅长，自然而已。其民无嗜欲，自然而已”，终北国的“人性婉而从物，不竞不争；柔心而弱骨，不骄不忌;长幼侪居，不君不臣”；儒家“大同思想”同样源远流长，《礼记·礼运》中的“大同社会”“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亦蔚为大观，共同代表了人类千百年来对理想社会的激情想象与不懈追求。与“理想国—乌托邦”谱系相比，“桃花源谱系”数量虽繁，但多偏于写意，不重实体，不求实证，也算是中国人偏重现实主义的体现。

“理想国”为什么会被“乌托邦”所取代，这是一个值得探究的问题。一方面，从理想国到乌托邦，正是从理想到规划、从规划到行动的过程。乌托邦接续了理想国的追求，是对后者辩论式的粗略论纲的全面发展和具体设计，是“出自柏拉图的蓝图、更高级形式的近代社会主义的纲领”（文德尔班《哲学史教程》），又最终演变为“行动起来”的理想国。陈正焱、林其锬的《中国古代大同思想研究》指出“中国古代大同思想的发展，大致具有如下三种趋势，即是从朦胧的憧憬到鲜明的构想；从天堂的描绘到人间的追求；从仰望神明到依靠自己的力量”。西方的乌托邦源流更是如此。其诞生于资本主义大发展的初期绝不是偶然，而是应运而生，是人类社会演进到新一阶段的必然产物，此后圣西门、欧文、傅立叶等的乌托邦实验、社会主义运动的狂飙突进都不断印证了这一点。另一方面，从理想国到乌托邦，也是一个从单向到多向、甚至反向的过程。正如许多学者都津津乐道的，“乌托邦”一词本身即为一个“悖论”，既有“福地乐土”之意，又有“乌有之乡”之意，既可代表对完美理想的崇高向往与不懈努力，也可代表无法实现的徒劳空想。莫尔对这一词语的天才设计，使之对于单向性的“理想国”而言，更增加了“空想国”的寓意，交织叠加了多重意蕴和强烈张力，成为一个具有更丰富可能的概念，这也为其向“敌托邦”的二度衍变埋下了伏笔。

乌托邦如何变成敌托邦

回头细看，无论是乌托邦或是敌托邦的设计，一开始都不免直指“托邦”的不堪。数次“参政”失败的柏拉图的“托邦”是寡头和独裁政体，“那些统治者们最乐于治理的，往往是最糟糕的国家”“他愿时不时地发起一场战争，使人民需要有一个领袖”。莫尔的“托邦”则指向“最坏的人获得一切美好的东西”，“圈地运动”中“馋嘴而贪婪的国蠹”。赫胥黎的美丽新世界和奥威尔的大洋国极权世界设计尽管大相径庭，但都同样并非空中楼阁，而是凝结了对“托邦”不同角度的深刻认识与批判。然而，百代皆行秦政治，何处桃源可避秦？无政府主义者兰道尔称“历史的道路总是从一个托邦经过一个乌托邦而导向下一个托邦”。兰道尔倾向于把一切“托邦”都看成“邪恶本身”，因而在《意识形态与乌托邦》中遭到了卡尔·曼海姆的批判。然而，考虑到曼海姆的文章写作年代只是1929年，也许应该反过来说曼海姆对乌托邦的态度未免过于乐观。电影《黑客帝国》的编剧借“母体”（Matrix）之口说“作为一个生物物种，人类将他们的现实定义为经历着痛苦和不幸的现实”，倒是真正的一针见血了。

现实“托邦”无疑极不完美，但超越又殊为不易。在各位乌托邦作者的设想中，往往对一些重大现实问题“视而不见”，甚至蕴藏了一些“细思极恐”的细节。如《理想国》和《乌托邦》中都存在理所当然的奴隶阶层，《乌托邦》“没有游手好闲的人”、“不存在虚度光阴和借口旷工的机会”，但也有阶级之分，有职业的贵贱之分，处于社会最底层的奴隶阶层由罪犯和自愿前来的外国人构成，从事屠宰等下等职业。《太阳城》中规定，“体格匀称和美貌的女子，只同体格匀称和健壮的男子结合；肥胖的男子与消瘦的女子结合，消瘦的男子与肥胖的女子结合，为的是使他们能得到有益的平衡”“妇女如果多次与男子性交而仍旧不受孕，便被宣布为‘公妻’……这种办法是为了防止某些妇女因贪图欢乐而故意避孕”“身体上有任何缺陷的人都不会无所事事……尽管他身体残废，还是能得到很好的待遇，因为他们能在乡下做监视工作，把所听到的一切向国家报告。”甚至还实行人祭制度，由所谓最圣洁的人献身，替全国人民赎罪，祈求上帝宽恕。《基督城》书如其名，认为真正的理想国就是基督教化的国家，宣称“我们信仰通过牧师宣讲《圣经》而自动地原谅所有的罪过，而且为此我们信仰我们有感恩和服从的义务”。后来者如康有为的《大同书》，设想把黄、棕、黑人都改良为白种人，对其中最难改造的黑人中“性情太恶、状貌太恶”者，“饮以断嗣之药以绝其种。”可以说，作者们既有奇思妙想，也不乏奇谈怪论和荒唐臆想，总体来看是相当不完美的，只能算是一份份粗糙的蓝图，难以感召读者。难怪网络评论中不乏批判之声：“既然他们选择像蜜蜂和蚂蚁一样生活，那还何必成为人呢？”“文中所谓的‘最好的国家’在我看来实乃货真价实之地狱”“理想国与哲人王带来的噩梦”……

敌托邦的设想集中出现于20世纪并非无缘无故，它首先建基于“乌托邦冲动”的消亡之上。在16、17世纪的乌托邦三部曲蓝图设计和19世纪的空想社会主义者的失败试验后，人们很难再严肃地看待乌托邦的意义，右翼视之为洪水猛兽，而左翼也视之为空想之谈。法国大革命中，满怀崇高激情的雅各宾主义者用道德取代法律，高喊着平等自由而建立严酷的恐怖独裁，带来一场“道德理想国的覆灭”，有先见之明的伏尔泰戏谑说“人们设计一切，到头来总是大错一场，这几乎是个规律，屡试不爽”。二十世纪以来的世界风云激荡，两次世界大战先后爆发，又继之以长期冷战和核危机，斯大林主义、法西斯主义、麦卡锡主义乃至文化大革命均从不同角度重创乌托邦潮流，人类理想主义色彩幻灭殆尽，对未来的焦虑压倒了乐观。许多人认识到，乌托邦主义者为了其崇高的理想，是可以不择手段、不惜代价的，更别说打着乌托邦之名行敌托邦之实的罪恶了。刘易斯·芒福德称“乌托邦一词既可以用来指人类希望的顶峰，又可以用来指人类愚蠢的顶峰”。美国学者莫里斯·迈斯纳指出，“乌托邦主义者为达到‘乌有之乡’所做的努力不仅是徒劳的，而且在政治上是危险的，在历史上是有害的”已经成为西方学术界占统治地位的观点，并援引其他学者观点把潮流的转变确定为1940年前后。

乌托邦给人留下的一大教训是，目标越是完美，越不可能实现。实际上，无论东西，历朝历代都不乏人为的政治设计，以追求政权和社会的尽善尽美、万世太平（尽管也混杂了统治者的“万世一系”的自私愿望），结果却仍然是不尽如人意。“托邦”乃至衰世乱世多了或者长了，就激发出了“末世论”——这也是乌托邦和敌托邦的思想根源之一。古希腊有黄金、白银、青铜、黑铁时代的对比。《春秋公羊传》和《礼运大同篇》分别有“据乱世（衰世）、升平世、太平世”和“大同、小康、乱国”之分。基督教有所谓“最后审判日”和“千年王国”说，宣传耶稣死后千年有善恶大战（圣战），大灾大祸相继，死者动辄“三分之一”，之后才能有千年的太平盛世。极端教徒往往打着这一旗号威吓和招徕信众，反抗现存秩序，以求“人间天国”。中国亦不乏“苍天已死黄天当立”“新佛出世除去旧魔”的案例，佛家的“末法时代”迭经流变为弥勒教的“三期末劫”，引发白莲教数百年的动荡。世人“先破坏后建设”“先有大乱再有大治”的理念，实深肇基于此。

《1984》成历史，敌托邦走向科幻

敌托邦作品的兴盛，还须溯及另一条线索——科幻小说的诞生兴起。18世纪60年代兴起的工业革命带来了工业文明的崛起，人类逐步进入以科学发明和技术革命为主导的时代（蒸汽时代、钢铁时代和科技时代），也不可避免地产生了时代的文学样式——科幻小说（实质上也属于启蒙文学）。秉持“科学乐观主义”风格的儒勒·凡尔纳“开启了科幻小说的大门”不久，H.G.威尔斯便异军突起，将科幻题材和深沉的哲理思考相结合，一口气开创了20世纪科幻小说中多个至关重要的主题——“时间旅行”、“外星人”（星际战争）和“敌托邦”。他的《时间机器》第一次提出了“时间旅行”的概念，设想80万年后人类分化为两个极端不同的种族，一类美丽而脆弱，一类健壮而野蛮，后者更以前者为食。《月球上最早的人类》设想了月球人近似蚂蚁社会的制度，《当睡者醒来时》则描绘了未来“资本主义胜利的恶梦”——罪恶大都市，完全是1888年美国作家贝拉米的《回顾》另一个悲观主义的版本，但同样具有严肃的思想主题。威尔斯奠定了科幻小说的核心精神即是“人类（借助科技）要追求怎样的未来？”这与敌托邦思想对未来社会的忧虑几乎如出一辙。在此基础上，扎米亚金的《我们》、赫胥黎的《美丽新世界》和奥威尔的《1984》等先后应运而生，一部更比一部激烈，一部比一部惨淡，被国人并称为“敌托邦（反乌托邦）三部曲”，正式开启了“敌托邦文学”这一种类。在三部曲中，《1984》尽管缺乏了“科学”色彩，却借助其“把新闻写作发展为一种艺术”（董乐山语）的风格，借助其对极权主义精准到令人背脊发凉的预言，成为一部未来感和历史感奇妙交织的神作，称其独力扛起敌托邦的大旗也不为过。

与乌托邦作品的枯燥政论式不同，敌托邦作品的主要载体是“小说”尤其是“科幻（幻想）小说”，除表达严肃主题之外，还不乏光怪陆离、荒诞夸张的一面，使之大众影响力更为广泛，此后除合流催生科幻小说界的大繁荣外，更衍生出无数电影、漫画和电脑游戏作品。这股潮流，甚至连中国人也早早地裹挟其中了。晚清至民国时期，中国的乌托邦和敌托邦文学作品也颇为兴盛，如梁启超在1902年便创作了《新中国未来记》，设想了60年后的中国；有学者则拈出老舍《猫城记》、沈从文《阿丽思中国游记》、张天翼《鬼土日记》和张恨水《八十一梦》等一批作品为典型，提出了“幻设型讽刺小说”或谓“现代寓言小说”的命名。这些作品既接续了《庄子》寓言、《山海经》、《镜花缘》等传统，也深受西方《格列佛游记》《爱丽丝漫游奇境记》等作品影响，更针对中国社会积弊落后的现状，构想了一个个“火星世界”“地狱世界”“梦中世界”的敌托邦，向国人大敲警钟，成为中国现代化启蒙运动不可忽视的一部分。

时至今日，可归类为敌托邦作品的已经汗牛充栋，在百度搜索乌托邦的关键词，弹出来的往往是敌托邦意义上的内容。大略言之，可以分为几种类型，这实际也可作为对未来世界悲观构想的分类：一是反极权主义主题，最典型者如《1984》中以高压统治、全面监控、有目的地篡改历史、销毁“异端”书籍等等手段，实现对国民从言行到思想的全面控制。由于奥威尔的珠玉在前，这一主题难以突破，大部分后续作品只好将主题定位在“孤胆英雄”乃至“超能英雄”对极权的成功反抗上，追求视觉效果上的突破，如《V字仇杀队》、《撕裂的末日》等。二是反技术失控型主题。如《美丽新世界》中政府以新的基因技术建立了“新种姓制度”，又滥发毒品以麻醉公众。这一主题的衍生物颇为丰富，包括人类发展的高科技反噬人类的主题、“消费乌托邦”“娱乐至死”也即物质的无限丰富反而导致人性迷失的主题、唯利是图的托拉斯垄断控制全社会方方面面的主题等。典型者如玛格丽特·阿特伍德的《羚羊与秧鸡》、电影《机械战警》及《银翼杀手》等。三是蛮荒异化主题。着眼于核战争、病毒爆发、生态资源枯竭之后，幸存人类为了有限资源而你争我夺，社会退化为原始社会。典型之作是电影《疯狂的麦克斯》《水世界》等，展示的多是“末日奇观”和人性异化。四是人工智能主题（赛博空间主题）。“老大哥”不再是人类统治者，而是一台巨型电脑在幕后操纵一切，人类面临毁灭或是成为傀儡，浑浑噩噩分不清梦境与现实、真实与虚幻，最典型者莫如“现象级电影”《黑客帝国》，掀起一股“瓶中脑”式哲学思辨的社会潮流。这类作品实际也是“庄周梦蝶”式寓言的现代版本，不局限于敌托邦领域，至今仍大有探讨的空间。上述几种类型往往相互交织，衍生出种种微型主题，再加上异形外星人和平行宇宙等概念的引入，使得敌托邦作品成了一场五光十色的想象力大比拼，思想性哲理性什么的，反而退居其次了。

从洞穴到全景敞视监狱

令人惊异的是，乌托邦的先驱同时也是敌托邦的先驱。柏拉图在《理想国》中提出了著名的“洞穴隐喻”，把人们在现实世界中的生活比作一个阴暗的“洞穴”，洞穴中的人们身负镣铐，背向出口，只能勉强看到被火光投射在洞壁上的东西的模糊的影子，习惯了以假为真。即使有先知窥破真相，也难免被愚民群起而攻之。千年之后，这样的敌托邦仍然令人震撼，也是鲁迅“铁屋子”论的先声。

破除“敌托邦”，当然要走出黑暗的“洞穴”和“铁屋”。但走出之后，谁又知道是何种光明呢？强调启蒙与理性的哲学家边沁在1791年提出了“全景敞视监狱”（Panopticon）概念，他设计的环形监狱中心是一座瞭望塔，监视者能隐蔽地观看一切，自身不会被观看到，罪犯因此而惶惶不可终日，不敢造次。边沁认为，相较于传统的控制手段，新的监狱能以最少的人力来达到监视最大的人数，是一种“重大而崭新的统治手段”，也是“一种新的和更好的政府的形式”。边沁设计的这一小小乌托邦被福柯加以深刻的发展与反转，福柯在《规训与惩罚》中指出，全景监狱实际上是一个完美的权力实施机构，是一种被还原到理想形态的权力机制的示意图。在完美的监视与被监视理念下，权力无处不在、无孔不入，它在社会的每一个角落、每一个层次、每一个机构、每一个人际关系中运作，构成了一个千丝万缕的网络，让所有人都身陷其中。这无疑是福柯对边沁理论和奥威尔“电幕”制度的叠加哲学引申，也是一种极致的“托邦”和敌托邦类型。

正如许多科幻小说的设想成为现实一样，奥威尔、福柯的技术不可能如今已成为可能。随着社会监控“天罗地网”的广泛覆盖，“大数据”的普及应用，每个人时时刻刻的一言一行都被数据化扫描，成为一条条清晰的时空轨迹，永久记忆储存，实时触发预警，随时回溯翻查，让人无处遁形。通过“棱镜事件”人们得知，原来全球电邮、即时消息、视频、照片、存储数据、语音聊天、文件传输、视频会议、登录时间和社交网络资料的细节，都正被政府监控，国安局甚至可以实时监控一个人正在进行的网络搜索内容。通过“剑桥分析事件”又再揭示，原来所谓一人一票自由民主选举，都可通过“全息画像”的算法精准刻画精准投放恶意操纵。新时代的“洞穴”也许投射的不是模糊的影子，束缚人的不再是有形的锁链，而是令你情迷心醉目不转睛的娱乐节目，是刷屏不止作茧自缚的定制信息，是自以为是似是而非的“自我”“真实”。尼尔·波兹曼在其1985年的《娱乐至死》中曾经警告大众，更接近我们的是赫胥黎的预言，而不是奥威尔的预言。随着“大数据时代”的“托邦”到来，也许两人的预言可以同时实现了。

在《美丽新世界》中，赫胥黎意味深长地虚构了一个所谓的“塞浦路斯实验”或称“重新换瓶实验”，作为其“新世界”合理性的一个铺垫——“总统清除了塞浦路斯岛上的全体居民，让两万两千个专门准备的阿尔法（精英人种）住了进去。给了他们一切工农业设备，让他们自己管理自己。结果跟所有的理论预计完全吻合。土地耕种不当；工厂全闹罢工；法纪废弛；号令不行。指令做一段时间低级工作的人总搞阴谋，要换成高级工种。而做着高级工作的人则不惜一切代价串联回击，要保住现有职位。不到六年功夫就打起了最高级的内战。等到二十二万人死掉十九万，幸存者们就向总统们送上了请愿书，要求恢复对岛屿的（强制区分高低种姓的）统治。他们接受了。世界上出现过的唯一全阿尔法社会便是这样结束了。”是选择一个人类无法承载其幸福而疯狂覆灭的乌托邦，或是一个难以忍受其荒诞无稽的敌托邦，又或是一个千疮百孔又无可奈何的“托邦”，将始终是人类的心头之刺。

拒绝肥胖，从改变“致胖”习惯开始

“在食物比较丰富化的条件下，饮食的不规律、不节制情况增多，而且多数人是不知道自己在不同阶段需要摄入多少能量和营养，这样‘吃多、吃撑、吃得不科学’的问题依然没有得到有效纠正。”近日，浙江大学医学院病理生理学（细胞营养代谢）教授沈岳良在接受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记者采访时表示，从传统饮食结构看，对精细食物，高能量（糖类、脂肪和蛋白质）食物摄入增加，导致了我国肥胖人群的增多。

《中国居民营养与慢性病状况报告（2020年）》（以下简称《报告》）显示，超重和肥胖已成为中国人突出的营养问题之一，我国成年人（≥18岁）中超重和肥胖比率分别为34.3%和16.4%，我国成年居民超重肥胖率已超过50%。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公共卫生学院教授潘安在接受《柳叶刀》采访时表示，按照绝对人口数来计算，全国已有6亿人超重和肥胖，这一数字在全球居于首位，科学管理体重已刻不容缓。

超重肥胖是一种营养不良，传统喂养误区和高糖高油导致“中国式肥胖”

肥胖已逐渐成为一种慢性病。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营养学首席专家赵文华在《报告》发布会上表示，除了营养不足、微量营养素缺乏症这两种营养不良以外，第三种形式的营养不良就是超重肥胖。同时，超重肥胖也是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高血压和多种癌症等的重要危险因素。“在40年时间里，我国糖尿病发病率增加了10倍，随着肥胖的少儿化、年轻化，糖尿病以及相关的心脑血管疾病发病率仍不断升高，已成为社会亟需高度关注的健康风险。”沈岳良说。

“一方面，现在饮食丰富了，体内营养由短缺变为过剩（富营养化）；另一方面，不论农村还是城市，脑力劳动、科学技术替代了更多体力劳动，加之生活工作节奏紧张，运动锻炼缺乏，导致人体能量的摄入大于输出，体内葡萄糖和脂肪就堆积下来。”沈岳良认为，与过去相比，高糖类加工食物从无到有再到备受追捧，比如奶茶、甜点、高甜水果等当下非常流行，如果每天大量摄入此类食物，葡萄糖进入脂肪细胞转化为脂肪，体重很容易在短期内上升，还容易造成人体对胰岛素不敏感，诱发糖尿病。

《报告》还指出，6～17岁儿童青少年超重肥胖率接近20%，6岁以下儿童超重肥胖率达到10%。“与儿童肥胖问题密切相关的Ⅱ型糖尿病发病率也在增加，这需要社会和家庭的控制和干预，从青少年着手，根本改写肥胖的后天因素——家庭生活习惯。”

在中国传统喂养观念中，“白白胖胖、不能太瘦”是很多老辈人坚持的标准。“尤其在养育孩童的食育文化中，很多爷爷奶奶希望孩子尽量吃得多、吃得丰富，但过多高热量、高糖类饮食会导致儿童肥胖问题日益严重。”沈岳良说，肥胖的基因遗传并不是主要的，人们只要树立科学的健康意识，转变“喂多就好”的错误观念，以儿童的年龄、身高和体重为依据，合理搭配膳食、把握进食时间，每餐食量都按科学指导控制，逐步掌握与儿童身体发育、细胞代谢同步的营养摄入标准，那么儿童肥胖问题就可有效缓解。

节食减肥和过度饮食危害一样，网红减肥产品应谨慎购买

此外，“食物成瘾”也从另一极端折射出全民对于“肥胖”的局限认知。“很多人在节食减肥过程中，容易出现暴饮暴食，结果不仅没有减重，问题反而更严重。”首都保健营养美食学会会长、中国老年保健协会膳食指导专委会会长王旭峰对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记者提醒说，过度饥饿会导致再次进餐时让血糖出现较强烈波动，此时更易出现暴饮暴食。“节食减肥和过度饮食的危害一样，当节食者不会理性控制某种食物的食用量和食用时间，同时会出现耐受、戒断、渴求等行为。也就是不管自己饿还是饱，看见食物就想吃，一直吃到撑为止，这也是为何很多节食减肥的人最后都以失败告终。”他提醒，吃与不吃都需控制在合理范围内，一味压抑食欲无法从根本上解锁“肥胖”困境。

最后，王旭峰提醒，减肥首先要讲安全和科学，任何网红减肥产品都需谨慎购买。他说：“现在很多网红减肥药违规加入了禁药西布曲明，这种药物虽可抑制食欲，但会刺激交感神经，使血压升高、心跳加快，从而引起心律失常、冠脉疾病、短暂性脑缺血等心血管疾病。”2003年一项大规模研究显示，西布曲明在让体重下降2.5%的同时，心血管疾病风险上升16%。2010年西布曲明先后在欧洲、美国和中国被禁。“我国唯一允许使用的化学减肥药只有奥利司他，但奥利司他仅是帮助排出食物中摄入的脂肪，对于已经储存的人体脂肪则无能为力。”王旭峰说。

培养健康饮食习惯至关重要，对四类食物要保持克制

如何饮食可以既保证人体正常能量所需又不增脂？王旭峰建议，首先应学会“精简之道”。“控制饮食、控制热量的第一个前提是保证各种营养素均衡摄入，就是什么都要吃，但高热量食物要少吃。有四类食物需要对其保持克制，一是白米、白面、白面包、面条、凉粉、凉皮等富含精制糖类的食物；二是脂肪含量高的肥肉、五花肉、禽肉的皮、油炸、煎炸食物等；三是精加工食物，比如甜点、冰激凌、沙拉酱、蛋黄酱等；四是甜饮料和酒。”

其次，培养正确饮食习惯，让血糖处于平稳状态。“要尝试改变固有的进食顺序，先吃蔬菜，再吃蛋白质食物，最后吃主食。如果能在进食前喝低脂清淡的汤就更有效了，汤可以增强饱腹感，而蔬菜中的膳食纤维和蛋白质都可延缓食物消化，避免血糖快速上升或下降。”王旭峰建议，培养良好的饮食细节至关重要，细嚼慢咽、少吃多餐、不吃外卖等良好习惯的建立，将为持久健康的饮食状态打下基础。

来源：中国妇女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