肥胖流氓(肥胖mod)
民国文人的骂战:鲁迅评价徐志摩“流氓”,胡适与郭沫若“互撕”
老话说得好:“乱世出英雄,盛世产庸吏”,在军阀割据、社会动荡不安的民国时局之下,总能激发一些知识分子的创作灵感。
这些文笔犀利的知识分子,不仅用尖刀般的笔锋,书写批判现实的文章,还为民族大义牺牲自我、伸张正义。
这其中不仅有心系革命事业,批判人性虚伪的文学代表鲁迅,又有风流多情,文采出众的新月派代表诗人徐志摩。
不仅有天马行空、思想品味超前的思想大师胡适,还有通晓古今历史文化,又善于创作现代文学的作家郭沫若。
这些文人骚客,都是在中国近代文学圈比较活跃,和被人所熟知的代表性人物。
这就好比春秋战国时期“百家争鸣”的场面。
只是生逢乱世,文人墨客之间少了些“儒雅”的切磋,而是多了些不同层次的思想冲击。
而这些冲击,自然会导致一些口舌之争,通俗点说就是互相“骂战”。
这些骂战,其激烈程度不亚于战场上的“厮杀”。
在这些文人墨客的互相“搏击”之下,民国文艺圈俨然成为一个没有硝烟的战场。
这其中最为突出的,就是鲁迅与徐志摩之间,为一首中文翻译过来的波德莱尔的诗,引发的一场“争斗”。
1924年12月1日,鲁迅与钱玄同、孙伏园等人,一同创办了一个名为《语丝》的文学杂志。
当时诗人徐志摩有一部作品,是翻译自波德莱尔《恶之花》诗集里的《死尸》。
鲁迅与好友孙伏园
恰好这部作品要在《语丝》发表,而鲁迅又是该杂志社的主要撰稿人,对于徐志摩的这首译过来的诗,鲁迅则有其他看法:
其一,这首诗的译文,基本上与原著没有太大关系。
其二,徐志摩将原著里的词义,用中文夸大许多,甚至曲解了原意。
鲁迅向来追求现实主义的真理,对于徐志摩这种,追求诗歌富有音乐性的做法嗤之以鼻。
出于对真理的“维护”,和对扭曲“现实”而进行夸张著作的批判,鲁迅自然也没有对徐志摩手软。
徐志摩得知后,应该火冒三丈,血压直升。
对于新月派的代表性诗人,诗歌富有音乐性,不仅是追求,更是向往。
徐志摩手迹
“我深刻相信世界的底质,一切和有形与无形相关的底质,他们无一不是音乐做成的。”
从徐志摩的字里行间不难看出,他是一个追求精神上极度自由,甚至还偏向无形的神论色彩的人。
他们之间所谓的矛盾,归根到底,是现实派与抽象派的摩擦,但这也只是两人摩擦的第一步,精彩的还在后面。
1924年底,鲁迅又做了一首诗《我的失恋》,这首诗又是鲁迅反讽“某位”人物的诗。
这首诗原本是由孙伏园发表在《晨报副刊》上的,但是孙伏园却遭到副刊负责人的暴力相对。
无奈之下,孙伏园只好离职前往《京报副刊》,而《晨报副刊》就成了徐志摩的“天下”。
徐志摩编撰的《晨报副刊》
至此徐志摩开始操控《晨报副刊》,更是抵制鲁迅作品的产出和发表,将两人的敌对关系推向高潮。
想来两人都是读书人,都是中国文学作品的奠基者,如果不是对方的作品干扰到常人的理性思维,不会无缘无故遭人嘲讽。
鲁迅曾与叶公超聊天时,就直言不讳地批判:“徐志摩就是个流氓,他写的那些东西,都是无病乱呻吟”。
话到此处,顿时就明白鲁迅所写《我的失恋》为何意,旨在讽刺其不顾孕妻,与林徽因纠缠的情史。
“我的所爱在山腰,想去寻他山太高,低头无法泪沾袍,爱人赠我百蝶巾,回她什么:猫头鹰。”
“从此翻脸不理我,不知何故兮使我糊涂,我的所爱在河滨,想去寻她河水深,歪头无法泪沾襟。”
这是鲁迅这首诗的节选,诗中没有华丽的辞藻,甚至都是朴实的白话,看似无力却暗藏刺针。
鲁迅与萧伯纳
而徐志摩也毫不客气地回赠:
“鲁迅的作品,我甚少拜读,平日里发表些零星碎语,即使看了也等同白看。想看进去,需要很大耐心,看完一遍也会看不明白”。
这虽然是心如止水的轻描淡写,却蕴藏着十足的火药味。
鲁迅作为一个现实派的作家,文笔如尖刀,文风如铁枪,他善于用犀利的言辞,为人们扒开黑暗势力的外衣。
他体恤人间疾苦,歌颂敢于向恶势力斗争的勇士,也为身在水深火热中的穷苦人们,提供精神支持。
相比之下,对于徐志摩的散漫,以及超现实主义的诗歌,鲁迅更多的感受则是“华而不实”。
尤其是徐志摩,在妻子张幼仪怀孕之时宣布离婚,而又与林徽因交好,后来又缠上有妇之夫陆小曼,进而落得“渣男”的名号。
而徐志摩在其错综复杂的感情中产出的诗歌,更是让鲁迅这嗤之以鼻。
鲁迅在《三闲集》中,这样说过:
“之所以写《我的失恋》,是因为当时盛行“啊呀、哎呦、我要死了这一类情诗”。
“所以故意做一首打油诗,一来给‘失恋人’的安慰,二来纯属开玩笑用的”。
至于鲁迅所说的“哎呀、哎呦、我要死了”这种类型的诗歌,徐志摩在写给陆小曼的《爱眉小札》中略有“相似”之处。
“我的肝肠寸寸地断了,今晚再不好好地给你一封信,再不把我的心给你看,我就不配爱你,就不配受你的爱。”
“在如失望,我的生机也该灭绝了,最后一句话:只有死是唯一有益的真朋友”,此为徐志摩给陆小曼的信中的部分语句。
一个是铁手著文章的现实主义文学家,一个是风流多情的浪漫主义诗人。
一个对充满男女情长的“矫情”诗人的“无病呻吟”感到失望,一个对封建陋习盛行,情感得不到“自由”追随感到不满。
两人虽互相抵触,却又在各自的领域熠熠生辉着。
后来徐志摩因飞机失事而遇难,鲁迅也放下过往对其的一切成见,剪下报纸上刊登的徐志摩遇难文章,留作纪念。
虽说道不相同,可鲁迅心中始终为徐志摩留有一席之地。
两人都是中国文学史坛上的杰出人物,茫茫文海,互相暗自“较量”的文人志士数不胜数,这其中就有郭沫若与胡适。
他们两人,一个是坚定的革命家、史学家、文学家,马克思主义的拥护者。
一个是战乱时期,游走世界各国疯狂刷新学历的,思想家、哲学家。
显而易见,这两人是两种不同精神世界里的文学家,都对自己执着的世界有着独到的见解和坚持。
那么这样两种独特的生命体,究竟是如何摩擦出火花的?不免令人心生好奇之心。
首先,两人都是“五四”运动的代表性人物,但是胡适在文学造诣上,要领先于刚高中毕业的郭沫若。
当时胡适作为新文学的先驱,已经是北京大学的教授,而郭沫若刚开始前往日本留学。
郭沫若之所以小有名气,是因为他曾在上海《时事新报学灯》上刊载了,新型风格的诗篇,并出版了个人诗集《女神》。
对于两人的恩怨始末,则是从一场不太愉快的“会面”开始,虽然两人后来各执一词,但总归是想互占上风。
那是1921年,高梦旦邀请胡适去商务主持编译所,接替自己的工作,胡适自知不能接下橄榄枝,遂婉拒。
后来高梦旦又邀请胡适做短期合作,这次胡适同意了。
1921年7月,胡适抵达上海,高梦旦以及商务印书馆里的人都到现场迎接。
胡适自然不会错过这样一个抛头露脸的“炒作”机会。
没过几日,上海商报就刊登一则《胡老板登台记》的文章。
文章里满是“新文学泰斗”、“月薪5000”、“总理以次”,“所长部长及各科主任,趋侍恐后”、“其阶级不是比政界更利害”等等诸如此类。
尽管胡适对外人说,这仅仅是夸大其词的“顽话”。
但这些刊登出来的话语,马屁拍的是相当有层次,甚至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
以至于胡适都不忍心错过这一期报纸,而将载有自己的部分剪下,张贴在日记本上。
对于此类的“吹捧”,胡适相当“适应”。
要知道当时郁郁不得志的郭沫若同志,曾经为了推荐自己的音译作品,就曾向商务主持音译所毛遂自荐过,然而却遭到了拒绝。
因为当时他还是学生,学生群体的作品少有杂志社愿意刊登,倒是更青睐于那些已经有名气的,比如胡适。
无奈之下,有一家上海的小书馆“泰东”,开出低价又恶劣的工作条件,接受了郭沫若与友人创办的刊物。
万事开头难,但不积跬步何以至千里?
郭沫若虽然屈居于“泰东”,但是对于“商务主持音译所”的拒绝十分敏感。
巧的是,这次高梦旦在上海旦宴请胡适,郭沫若也收到了请柬,与其一同而来的,还有一起留学日本的同学。
民国时期的商务印刷编译所
后来胡适在日记里将此次会面记载为“高梦旦有意‘引荐’”,并且在日记里这般评价郭沫若:
“沫若君在日本九州学医,却颇有文学造诣,新诗十分独特具也富有创造力,但主题思想模糊,功力也不行”。
显然胡适对于郭沫若的评价并不是很满意,再加上高梦旦的引荐,胡适似乎并没有买这个账,这一次会面郭沫若显然被摆了一道。
对于那篇《胡老板登台记》,更不用多说,郭沫若肯定是嗤之以鼻,以至于后来与友人一起对胡适“口诛笔伐”。
新版诗集《女神》出版后,郭沫若也在文艺圈占有一席之地,对于早前在胡适这里受到的所有“压迫”,都如数回报。
1922年8月,郭沫若在与友人一起创办的创造社里发表季刊,由郁达夫主笔,向文学“垄断者”逐一“开炮”。
高梦旦(左一)与胡适等人
胡适也难逃其“笔”,在《创造》第二期的文章里,有一篇是采用指桑骂槐、含沙射影的方法说道:
“我们中国新闻杂志界的人物,都同清水粪坑里的蛆虫一样,身体虽然肥胖得很,胸中却一点学问也没有。”
“有几个人将外国书坊的书目录来誉写几张,译来对去的瞎说一场,便算博学了。”
“有几个人,跟了外国的新人物,跑来跑去地跑几次,把他们几个外国的粗浅的演说,糊糊涂涂地翻译翻译,便算新思想家了。”
虽然当时有许多文学家都留学他国,翻译各大著作,但能称为“新思想家”的只有胡适。
此言明面上看,是针对大部分崇洋媚外的文学史者,实则剑指文学上的“资本”家胡适。
郭沫若、郁达夫、成仿吾
不管是不是指名道姓,反正胡适深感不适,他以一篇《骂人》,直言不讳地回击《创造》刊主创。
文中尽是“初出学堂的学生”、“浅薄无聊”、“无知愚昧”,等字眼来针对郭沫若《创造》刊发表的“粪蛆”一词。
1922年11月,《创造》又刊载了郭沫若《反响之响》,还有同僚成仿吾所发表的《学者的态度之胡适先生<骂人>的批评》。
胡适一个人单枪匹马地,与一个杂志社“战斗”,但胡适并没有惧怕,却越战越勇,骂战依旧在如火如荼地进行着。
1923年,胡适在《努力周报》上刊登了一则文章《编辑余谈》,继续以清高的文学泰斗的口吻讥讽郭沫若、郁达夫等人。
“我发表的《骂人》,竟有些不通英文的人,来和我讨论译文,我没有工夫搭理这种强不知以为知的评论。”胡适说道。
“假使你没有那么些闲工夫,便少说些护短的话!莫用你那高高在上的名气压人,莫用你北大教授的名号压人。”
“你须知这种如烟如云、没多大斤两的东西、是压不倒人的,要想压倒人,只好请“真理”先生出来,请‘正义’先生出来”。
郭沫若一次性将这两年压在心里的所有不爽,一口气发泄出来,话到此不免替郭沫若同志痛快!
可见,不管处在任何一个时期,不论文人志士,还是达官显贵,只要和利益、权利沾染上关系,都会变得扭曲。
在利益权势之外,单纯地做一个简单的作家、诗人,是难以在乱世占有一席之地的,想要生存更是要善于处理各种“人际关系”。
骂战到这一阶段,《创造》社的成员,已经被文字带来的快感冲昏了头,而胡适这边却主动放下姿态,与其“握手言和”。
“我盼望那一点小小的笔墨官司,不至于完全损害我们旧有的或新得的友谊”,至此郭沫若、郁达夫便不再与胡适针锋相对。
这一点胡适就好过郭沫若,一个谦卑有礼,只是个贪图名利的白面书生,一个是直言不讳,敢于向垄断势力挑战的新型文学家。
不管他们如何用文笔“争斗”,最后都会为中国文学史坛留下无数佳作,文人逞一时口舌之快,世人享无数犀利佳作,利弊皆嬴之。
肥佬多病?这六位体重惊人的港星个个疾病缠身,有人瘦到不敢认
一提起郑则仕、洪金宝等香港男星,大家应该都不陌生。
他们不仅塑造了众多经典角色,肥胖的身躯也令观众印象深刻。
圆乎乎的身材和脸庞,即赋予了他们独特的喜感和亲和力,也提升了他们的辨识度。
然而,过度肥胖其实会给身体带来很大的负担。
随着人到晚年,他们的心脏、血压、血糖等都出了问题。
因为长期被病痛折磨,有人暴瘦到脱相,有人胖出抑郁症,还有人只能靠轮椅出行。
01、郑则仕(254斤):糖尿病、因病瘦脱相
身躯宽大、外形憨厚的郑则仕,一直是令人一见就想笑的“开心果”形象,深受观众们的喜爱。
他是个才华横溢的实力派演员,曾两度获得金像奖最佳男主角奖,其中有一部电影是他自编自导自演的电影《何必有我》。
香港警匪片中也时常能看到他的身影,比如《四大探长》《重案组》等。
2002年,他凭借《肥猫寻亲记》里敦厚善良的“肥猫”一角大红大紫,成为了内地观众熟知的TVB演员之一。
异于常人的肥胖身躯,变成了郑则仕的优势,让他演了很多旁人演不来的角色,但随着年纪不断增长,200多斤的体重渐渐压垮了他的健康。
入行四十多年,郑则仕的体重始终超标,最胖时曾重达280磅(254斤)。
于是,“三高”、糖尿病等身体问题,先后找上门来,让他十分困扰。
然而,因为创业失败欠下过7000万元巨债,他晚年仍要努力拍戏,不得不长期在剧组过着连轴转的拍摄生活。
本就已是古稀之年,又难以保证充足的休息和规律的进食,他的身体状况愈发令外界担忧。
曾有记者拍到他私下出行的照片,不仅身形佝偻、一脸病容,标志性的“三下巴”也消失得无影无踪,看起来既苍老又憔悴。
不过,在太太林燕明的悉心照顾下,他通过控制饮食来降血糖,身体状况渐渐好转。
近日,演员林子善晒出了与郑则仕的合影。
王子涵也发过和朋友一起去郑则仕家中做客的照片。
这些照片中,郑则仕明显瘦了一大圈,但面色比较红润,精神状态还不错。
如今,郑则仕依旧活跃在台前,年初刚刚拍完了一部新戏,比很多年轻演员还要拼。
看到他日益消瘦的模样,还是挺让人心疼的,希望给大家带来欢乐的“肥猫”,能好好照顾自己的身体。
02、洪金宝(230斤):冠心病、胖到无法行走坐轮椅、瘦脱相
功夫巨星洪金宝,被观众和媒体称为是“最能打的胖子”。
尽管身高只有172cm的他,体重一度达到230斤,但他的身手异常灵活,上盘快、下盘稳,翻跟斗、回旋踢也样样精通。
他18岁打遍全港100位武行,20世纪70年代创立了动作电影班底洪家班;
他自导自演的电影叫好又叫座,比如《鬼打鬼》《福星高照》《夏日福星》等得过香港全年票房冠军,《败家仔》拿过金像奖最佳动作设计奖。
他的演技也很出色,凭借电影《提防小手》和《七小福》两度获得金像奖最佳男主角。
年过花甲之后,他依然能在电影中展现拳拳到肉的功夫,不愧是娱乐圈“大佬”。
然而,众所周知,功夫明星往往会落下一身病根,更何况洪金宝还体重超标,很容易引发种种疾病。
早在2009年就有媒体曝出,洪金宝因过于肥胖导致心脏出了问题。
当时他正在执导电影《狄仁杰》的动作戏,因突然感到心脏不适,被紧急送往医院,做了疏通血管的手术。
他跟媒体透露,自己有“八病缠身”,心脏状况一直不太理想。
2017年,他还因常年拍打戏留下的伤病,以及体重的压迫,导致膝盖半月板磨损严重。
为此,他不得不做了膝盖手术,出行需要坐轮椅,身体大不如前,连抱孙子的力气都没有。
2020年,为了健康考虑,洪金宝开始尝试减肥,饮食变得特别清淡,一度瘦到脱相,让观众不敢认。
身形消瘦、头发花白、面容憔悴的他,跟曾经霸气十足的样子判若两人。
颈部也变得纤细,却皱纹横生、皮松肉垮,一下子衰老了很多。
他的突然暴瘦,令网友们担心不已,觉得是病症所致。
但他的儿媳表示,他健康无恙,只是在好好养生。
跟很多娱乐圈“劳模”一样,洪金宝并不服老,曾笑言自己要打到150岁。
奈何岁月不饶人,一代功夫巨星,也不得不接受身体机能下降的事实。
03、秦煌(260斤):高胆固醇、坐轮椅
说起这个名字,可能有些网友会觉得不太熟悉。
但只要看到他的脸,一定会想起不少金庸剧里的角色。
他在TVB拍了二十多年的戏,先后参演过20部金庸剧,塑造了不少经典形象。
比如《射雕英雄传》和《神雕侠侣》里的老顽童周伯通,《鹿鼎记》里的茅十八等。
他还参演过《千王之王》《流氓皇帝》《隋唐群英会》等作品,是一位出色的喜剧演员。
他同样自出道起就身材偏胖,体重还随着年纪不断增长,给他的生活造成了种种困扰。
2011年,他在浙江卫视参加综艺节目时,已经胖到了260斤,走路都需要别人搀扶。
他的胆固醇也偏高,平时会每天喝点红酒来降低胆固醇。
但他没有刻意减肥,也没有减少工作,依旧时不时出现在幕前。
直到2020年,他走路越来越吃力,有一次去电视台开工时,不慎摔倒在了门口。
虽然只是右胳膊骨裂,其他部位并无大碍,但他因太胖而难以起身,四位保安合力才将他搀扶起来。
住院期间,因为食欲下降,饮食清淡,他瘦了将近20斤,面容也变得更加憔悴。
休养4个多月后,他终于再度出现在大众面前,但因为身体没有完全康复,出行只能拄拐杖或坐轮椅。
而且,由于他今年已经73岁了,经不起伤筋动骨的折腾,所以医生再三嘱咐他要小心一点,千万不能再跌倒。
的确,肥胖本就行动不便,磕着碰着更是了不得,希望老爷子能劳逸结合,保重身体。
04、王天林(超200斤):心脏病、身体机能不足去世
王晶是“港圈”出了名的胖子,而他的体型多半是遗传自父亲王天林。
王天林是香港著名导演、编剧、监制,也时不时会在电影中扮演配角。
他执导了《家有喜事》《小二女》《太太万岁》等电影,还监制了《楚留香传奇》和《射雕英雄传》等电视剧。
他培养出了王晶、杜琪峰、林岭东等大导演,电视监制潘嘉德、刘士裕也是他的徒弟,堪称是“影坛教父”。
当导演时,他能两度获得金马奖优等剧情片奖,以及香港电影金紫荆奖终身成就奖,还被评为“香港影史百佳导演”。
搞监制时,他能获得纽约国际电影电视节金牌奖。
就连做演员,他都能凭借电影《黑社会》获得金像奖最佳男配角。
其实,他年轻时算是正常体型,中年后变得越来越胖,最胖时体重超过200斤。
肥胖导致他晚年患上了心脏病,也没有力气走路,出入需要以拐杖借力。
他身体机能逐渐衰退,83岁那年因心脏衰竭而与世长辞。
众多知名导演、演员,以及喜爱他的观众,都对此深表惋惜。
而他留下的那些令人津津乐道的好作品,都已成为中国电影史上浓墨重彩的一笔,会被无数影迷铭记。
05、梁文韬(294斤):糖尿病、高血压,减重117斤
在中国香港,说起“食神”梁文韬,几乎无人不知无人不晓。
他本是新界元朗大荣华酒楼的董事总经理,以传统围村菜闻名,后来受邀TVB电视节目《日日有食神》担任主持人。
凭借他出色的厨艺、丰富的美食经验,以及外形自带的亲和力,《日日有食神》成为了TVB迄今为止收视率最高的饮食节目。
而且,他还怀有一颗仁爱之心,将一部分收入捐助给了学校,旨在助学育人。
记得有句俗语说:十个厨师九个胖。
梁文韬恰好就是一个胖厨师,顶着大肚皮出镜的他,深受男女老少的喜爱。
然而,去年他再度亮相时,暴瘦到根本认不出,原本鼓鼓的肚皮,也像泄了气的气球一样,整个人“缩水”了一大圈。
就在大家纷纷为他的健康感到担忧时,他专门发了视频,解释称自己的身体没有问题,只是特意减了肥。
原因是跟他体型相似的弟弟,于2017年的某一天毫无征兆地突然去世了。
他伤心之余,也有点后怕,毕竟肥胖也带给了他糖尿病和高血压,增加了猝死的风险。
于是,他开始控制饮食并加强锻炼,少吃淀粉,多做运动,平均一个月减掉3、4斤。
就这样坚持了两年零三个月后,他成功减掉了130磅(117斤)。
如今,已经71岁的他面色不如以前红润,但年纪大了以后,稍微瘦一些对健康更有益。
更何况,很多“刘畊宏女孩”都三天打鱼两天晒网,老爷子居然能用两年多的时间坚持减肥,这份毅力实在是让人佩服。
06、刘锡贤(290斤):血脂高、血压高、血糖高、胆固醇高、尿酸高、心脏病、胖出抑郁病
现年60岁的刘锡贤,被外界誉为“亚洲电视忠臣”,早年在TVB做过编剧,转投亚视后当了演员。
他曾参演过《监狱不设防》《僵尸医生》《功夫食神》《性感都市》等作品,演的大多是配角,却令人印象深刻。
因为最胖时体重高达290斤,人送外号叫“肥贤仔”。
不过,刘锡贤在某节目中爆料称,自己之所以这么胖,是因为一直有在刻意增肥。
他早年事业发展平平,有位朋友告诉他,体型越胖,演艺事业就会越红火。
为了实现事业上的突破,他想都没想就开始疯狂增肥。
而就在他开启增肥之路后,演艺事业确实有了起色,除了有戏拍之外,还能接到各种商演活动、代言和主持工作。
这更加坚定了他增肥的决心,他每天胡吃海塞,不仅爱吃甜食、油炸等高热量食品,还尝试过一天之内吃7顿饭,导致体重不断飙升。
但是,长期暴饮暴食,给他的身体造成了很大的伤害。
除了有血脂高、血压高以及血糖高之外,他还被检查出有胆固醇高、尿酸高等问题。
更可怕的是,过度肥胖让他患上了严重的抑郁症,他说:“经常觉得自己就快(要)死。”
他不仅因此暴瘦了50多斤,情绪也很低落,甚至会突然感觉到呼吸困难,近乎窒息。
他被吓坏了,意识到不能再这样胖下去了,决定开始控制体重,增强运动。
前几天,他携新婚不久的妻子袁绮弘去参加某商业活动,大家发现了他变瘦了,也更有活力了。
他欣喜表示,妻子对自己照顾有加,专门做清淡的饭菜,还带他一起步行运动,让他又暴瘦了30多斤。
不得不说,还是瘦一点,看起来才会更有精气神儿。
结语:
有句老话说:“胖人三分财,不富也镇宅。”
在老一辈人眼中,“胖”象征着富态、幸福和健康,认为胖人有天生的福气相。
但凡事过犹不及,过度肥胖反而更容易损害健康,造成高脂血症、糖尿病、高血压、血管疾病和骨关节异常等问题。
以上这几位男星,年轻时没有胖得那么夸张,年老后却因肥胖而深受病痛的折磨,令人唏嘘不已。
学会控制饮食,坚持运动,维持正常的体型,才真正有助于身体健康。
#体重惊人的男星#、#郑则仕#、#洪金宝#
作者:朝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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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6年,我军抓获一秃顶肥胖老头,贺晋年:你竟敢派人杀我警卫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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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6年8月,正是合江省最为美好的季节,此时中共已经在合江建立了政权,然而并不稳固,因为合江地区匪患严重。
8月15日这天,合江省省会佳木斯艳阳高照,各界群众举行集会,隆重纪念全面抗战胜利一周年。
在这次大会上,还要公审日伪时期7名罪大恶极的罪犯,他们是日本战犯竹内德亥、冈田信、伪三江省民生厅厅长王国栋、伪三江省省长路之涂、伪第七军管区官吕衡等。
东北民主联军合江军区司令员贺晋年也参加了这次大会,此时,他刚当合江军区司令员不久。
对于这一大型集会,贺晋年非常重视,亲自部署警卫工作,会场警卫由合江军区警卫连和佳木斯军政大学部分干部和学员担任。
当7名罪犯被押入会场时,会场顿时群情激昂,人们高呼革命口号,然而就在对7人进行宣判的时候,突然在会场对面的房顶上有人向主席台开枪。
坐在主席台正中的便是贺晋年,这一枪并没有打中贺晋年,但贺晋年的警卫员却不幸中弹牺牲。
警卫连的机枪手是一个朝鲜族战士,他听到枪声后,端起手中的机枪就向对面的房顶上扫射。
忽然出现的险情使会场顿时大乱,一些暴徒开始撒传单,这使现场更加混乱,一些群众在慌乱中被相互踩伤,有的则被流弹击中。
一阵骚乱之后,会场的人都跑光了,只剩下我们的战士。当然还有那7个被绑起来的罪犯。
贺晋年拿起地上散落的一张反动传单,上面写着:“抗联是兔子尾巴长不了!”、“贺晋年当心吃‘花生米’!”等等。
贺晋年看着手中的传单,嘿嘿一声冷笑,他下令:对这7个汉奸就地处决!
义愤填膺的战士用刺刀把这7个汉奸捅成了蜂窝煤。
警卫员牺牲后,贺晋年非常心痛,他发狠道:挖地三尺也要找到凶手。
合江军区侦察情报部门很快查明,组织这次破坏活动的正是大土匪谢文东,射杀贺晋年警卫员的正是谢文东派出的土匪。
贺晋年的这位警卫员跟随他有几年了,贺晋年非常满意,两人的关系非常好,颇有点像《亮剑》里李云龙和魏和尚的关系。
当得知他是被谢文东派出的土匪射杀时,贺晋年大怒,他下令立即围剿谢文东。
那么谢文东究竟是何人?他为什么又要派人刺杀贺晋年呢?
谢文东是黑龙江省依兰人,原是当地的一个大地主。在“九·一八”事变前,他曾任依兰县保卫团团总。
谢文东善于见风使舵,是一个十足的政治投机者,1936年,他假借“抗日”的名义进行活动,受他的蛊惑,很多人加入了他的队伍。
当时,东北抗日联军为联合各阶层抗日力量,曾给予谢文东以很大帮助,他的部队也被改编成东北抗日联军第8军,并让他出任第8军军长。
谢文东是当地人,对地形非常熟悉,这一带地广人稀,谢文东带领队伍在这一带神出鬼没,日本人也拿他没有办法。
1938年,全面抗战已经爆发,日本人为稳定后方,开始大举进攻松花江下游的东北抗日联军,谢文东的第8军损兵折将,他的副官叛变投敌,并带领日本人抓住了谢文东。
日本人认为谢文东大有用处,把他和他的母亲都弄到了日本东京,对他采取软硬兼施的策略,谢文东终于叛变投敌。
日本人大喜过望,日本天皇还赠送给他一个金菩萨,以示对他的表彰,而且日本人还封他一个伪满劳工大队长的头衔,谢文东就这样当了一个铁杆汉奸。
谢文东参加过东北抗联,又是当地人,他的叛变投敌危害特别大,他死心塌地地引导日寇专事破坏东北抗联后方和瓦解抗日工作。
抗联的家属受害最为严重,根据资料统计,依兰、勃利、方正、通北一带群众被其害者不可胜数,仅害死劳工就达1万多人,实属罪大恶极。
1945年日本投降后,为了控制东北,国民政府拉拢这些汉奸,谢文东摇身一变,成了牡丹江一带的保安司令,并被国民党收编成所谓的“先遣军”,并被任命为“东北先遣军上将总司令”。
蒋介石还派专员给谢文东送来委任状和上好的绸缎等物以示慰劳,这令谢文东受宠若惊,从而死心踏地地为国民党反动派卖命,他手下队伍发展到10000多人,并不断和中共政权作对。
1946年8月,谢文东得知佳木斯将举行群众集会,并公审几个汉奸,这些汉奸以前都和他称兄道弟,他决定利用这个机会给中共点厉害看看,便派人在公审大会上企图射杀合江军区司令员贺晋年。
当时东北民主联军的官兵衣服都是一样的,干部和战士根本分不出来,衣服上也没有军衔,而土匪离得又比较远,他们把警卫员当成了贺晋年,结果警卫员中弹牺牲。
这一事件也充分说明了合江省匪患的严重,合江地区的土匪对我东北根据地后方的扰乱,对地方政权的破坏,已搞得人民群众人心惶惶。
要使新生的人民政权得到人民的拥护,必须要消除匪患,而首当其冲的就是谢文东匪部。
1946年9月,贺晋年开始调集新8团、新9团、合江军区骑兵团、地方独立团共5000余人到达合江剿匪。
从人数上讲,谢文东手下的部队有10000余人,是剿匪部队的两倍多,刚开始谢文东并不把剿匪部队放在眼里,他指挥部队和剿匪部队正面作战。
剿匪部队的主要领导都是身经百战的,这些部队都是从正规部队孵化出来的,战斗力十分强悍,谢文东匪部被剿匪部队打得稀里哗啦,溃不成军,只剩下了少数部队。
但是这一部分也是最难剿灭的,因为这些人集中了地痞、流氓和地主富农分子,政治上极为反动,而且谢文东改变了战术,他将我军的游击战术变了一个花样,提出:
“我停则扰, 我动则跑,我力小他便咬”。
这一战术的改变使剿匪部队的“铁壁合围”正规战战法失效了,谢文东匪部利用对地形熟悉的有利条件,尽力避免与我军的优势兵力作战,而且胁迫老百姓为其通风报信。
往往我军占领县城,他们就跑到农村,东北的八九月正是草木茂盛的时候,土匪们借助青纱帐活动,经常是我们到东边,他们就跑到西边,同我们盘旋打圈子。
对于这一战法,我军刚开始还不太适应,军虽然是游击战起家的,贺晋年根据东北民主联军总部制定的“猛打穷追、钉楔墙击、彻底消灭”的十二字方针,调整了战术。
贺晋年提出了“掌握情况,猛打猛追,紧跟不离,连续打击,反复清剿,彻底消灭”的具体方针。
这一战术的核心和现代美军的作战理论如出一辙,即:找到敌人、咬住敌人,消灭敌人。
这一战术实际上就是和土匪拼毅力、拼体力、拼决心。
我军不断派出多股小分队出去,一旦发现土匪,大部队立即增援,对土匪进行穷追猛打,经过20多天的不断追击,谢文东匪部损失惨重,被我军逼到牡丹江西岸。
我军在剿匪的同时分兵发动群众,并控制了牡丹江西岸的200多里长的全部村屯,并在土匪经常出没的地方安上了硬钉子,即派部队占驻一些据点,修筑防御工事,谢文东的土匪武装根本攻不动我军设置的据点。
在谢文东的东奔西逃间,秋去冬来,树叶纷纷落地,青纱帐也不见了,原先茂密的山森一眼就可以看穿,这使大股土匪失去了天然的屏障,也使土匪难以隐藏。
因为沿江各个渡口都被我军封锁,人民群众也被我军发动起来,这些土匪失去了农村依托,也使土匪们失去了食物来源,在我军的不断打击下,土匪已处于饥寒疲惫的困境。
谢文东一看大股土匪目标太大,便采取了化整为零的办法,他把队伍分成小股,自己又带几百人钻到深山密林之中。
牡丹江一带山高林密,沟壑纵横,方圆几百里毫无人烟,我军深山剿匪,驰骋林海雪原,战斗十分艰苦。
贺晋年告诉剿匪部队,虽然我们艰苦,但是土匪更艰苦,他们没吃没穿的,只要我们加把劲,就能把土匪消灭干净。
我军中有一部分是朝鲜族的同志,他们对地形熟悉,不仅打仗十分勇敢,而且特别能吃苦,因为他们是革命思想武装起来的战士,土匪对朝鲜族战士尤为害怕。
然而在深山老林剿匪,如果不能有效发现土匪的踪迹,就根本无法追击,我军刚开始经常把土匪追丢。
为此我军请教当地的猎户,有一位老猎户告诉剿匪部队,只要发现哪里乌鸦起飞或发现炊烟,我军就往哪里追击。
因为土匪没有粮食吃只能杀马,但是马的内脏一般不能,土匪将马的内脏抛弃一边,这引来大量的乌鸦。而只要土匪生火做饭或者取暖,就必然会有炊烟。
这样一来,就变成敌人在明处,而我军在暗处了,我军一旦发现乌鸦起飞或者炊烟升起,就组织部队悄悄地摸上去,土匪通常没有防备,我军一阵猛打,敌人大部分会被打死打伤。
这种战法,使土匪丧失战斗意志,而且溃散后不易集结。
由于整个牡丹江西岸封锁得像铁桶一样,谢文东根本无法出去,同时我军加强了政治攻势,凡是土匪可能经过的地方,我军都贴上标语,宣传我军的俘虏政策。
这使一些土匪开始动摇,陆陆续续向我军投降。为了促使土匪瓦解,贺晋年司令员派了两名当地的猎户进山劝降,并派出小分队在后面跟进。
这两位猎户竟然碰上了谢文东一伙,只见这伙土匪面黄肌瘦,衣衫破烂,他们见到猎户便要吃的,猎户掏出身上带的玉米饼子,土匪们抢过去就吃,边吃边问山外的情况。
两位猎户受过我军的简单训练,他们对土匪说:
“外边的民主联军海了,牡丹江边都住满了。八路说了,‘投降不杀,缴枪留命,回家分地’,你们只要缴枪就不杀。”
几个土匪一听这话,当即站起来说:“不干了,投降算了,留条活命吧!”
谢文东一听这话,气得掏出枪来,对着一众土匪吼道:“这是中共的宣传,别上当!”
他随即命令亲信将两个猎户捆了起来。就在这时候,我跟进的部队赶到了,对着一众土匪就是密集的子弹打过来,打得土匪四下逃命。
当天晚上,山里的土匪三五成群地跑出来向我军投降,土匪刚开始还能靠马肉充饥,后来连马肉也吃不上,这些土匪的脸上全是黑绿色的,留着胡须老长,三分像人,七分像鬼。
由于没有粮食,有的土匪饿得站不稳,投降后的第一句话是:“给一顿饭吃吧。”
有些土匪投降后,一口气能吃七八个大玉米饼子,撑得说不出话来,还有的竟然撑死了。要知道普通人能吃两个大玉米饼子就不错了。
土匪们本就没有什么信仰,很多是被逼为匪的,在强大的压力下,土匪们纷纷携械投降,到最后,谢文东身边只剩下5个人。
谢文东带着5个人气喘吁吁地逃到一个山坡上,再也挪不动步了,索性都躺倒在雪地上。
谢文东于1887年出生,1946年时已经59岁了,体力根本跟不上,他躺了好一会儿才坐了起来,对身边仅有的喽罗们说:
“弟兄们,别泄气,胜败乃兵家常事。今天我们还有6个人, 江东还有许多弟兄。何愁大事不成?等国军大兵一到,合江还是我们的。那时候,弟兄们都是有功之臣喽!”
谢文东的马弁叫汤二虎,他对谢文东说:
“军长,你投降不投降?我快饿死了,我得投降!”
谢文东见大势已去,即使将他枪决也无济于事,便装出了一副可怜相,笑着说道:
“二虎呀,今天你先去投降,替我办好手续,明天拉个马来,再带两个饼子来接我。”
汤二虎信以为真,他跑下山找到了剿匪部队,并带部队去找谢文东,但狡猾的谢文东已经溜得无影无踪。
根据汤二虎提供的情况,贺晋年司令员分析认为,谢文东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他为了活命肯定不会再在深山里呆了,很有可能逃向牡丹江沿岸,想弄点吃的,再伺机过江,以便东山再起。
虽然牡丹江沿岸已被我军封锁,但难免没有破绽,与其等谢文东自投罗网,不如主动出击。
贺晋年派出精干的小分队化装成土匪,仔细搜索江岸的每个山头。并将捕捉谢文东这一任务交给了8团5连,由副连长李玉清率领。
李玉清带着十几名战士化装后很快出发了。
两天以后,也就是1946年11月20日上午,当天天气十分寒冷,一位蘑菇老人告诉李玉清,在一个四方台的地方发现有人活动,可能是土匪。
李玉清立即带领小分队赶到了四方台,他们发现前方不远处的一个山凹里有一间小庙堂,庙堂前跪着一个大胖子的老头。
李玉清带领小分队悄悄地接近庙堂,只听到跪在地上的胖子嘴里喃喃地念叨着:“神灵保佑多保佑,保佑我们父子性命安全,摆脱苦难,将来一定重修庙宇,再塑金身。”
那人体态肥胖,秃顶,正符合谢文东的体貌特征,他拿着枪大喝一声:
“谢文东!举起手来!”
谢文东闻声身子一哆嗦,嘴里冒出一句:
“我不是谢文东。”
谢文东一句话暴露了他正是谢文东,其余几个土匪刚要站起来,李玉清手一挥,战士们扑了上去,把谢文东和几个土匪全绑了起来。
谢文东很快被押到贺晋年面前,贺晋年厉声喝道:“你竟敢派人杀我警卫员。”
谢文东吓得一下子跪倒在地:“我糊涂、我该死!”
谢文东交代,那天派去会场行刺的土匪都被剿匪部队击毙了。
1946年12月3日,中共在勃利县城召开了公审谢文东大会。 会场挤满了人民群众,谢文东被带到群众面前示众。
根据广大群众要求,谢文东被当场枪毙,这个恶贯满盈的匪首、民族败类就这样走完了他的一生。在强大的政治和军事压力下,很多土匪纷纷携械下山投降,避免了很多不必要的牺牲。
1946年11月23日,东北民主联军司令员发来电嘉奖:“合江军区全体指战员:此次刁翎剿匪战斗,肃清了民族叛徒谢逆文东股匪,并生俘匪首谢逆文东,为人民除害,巩固了解放区后方的治安,特电嘉奖。”
中共东北局、东北民主联军总部来电祝贺,嘉奖合江军区部队。东北民主联军总部负责人在双城召开的东北民主联军师以上干部会上,号召大家学习贺晋年猛打猛冲英勇作战的精神和作风。
天择是作者的笔名,对历史和哲学颇有研究,欢迎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