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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母 肥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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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文丨高玲:互生的庄稼

第五届常德原创文艺奖获奖作品:

互生的庄稼

文/高玲

我家与二伯家的直线距离只有一百米。

在这一百米之间,有我家的一畦韭菜和二伯家的菜园。 我家菜园的前身是生产队的棉花地,水淹的时候多,菜长得没有二伯家的郁郁葱葱。从韭菜地往茶山方向是一片竹林,那楠竹是母亲多年前从别处移来的,现在已蓬勃为百来根,连着我家的屋檐和二伯家的屋檐。竹叶被风吹落时,会落进二伯家的瓦缝。

当第一片竹叶落进二伯家的瓦缝时,我就听到二伯母开始骂人了。和大多数乡里人一样,二伯母相信树叶会让黑瓦加速腐烂。二伯母骂人的声音并不嘹亮,但连绵不绝,足以让百米之外的母亲听得清楚。当然,我比母亲听得更清楚,我住的后罩房离二伯家的厨房最近。他家锅铲和铁锅摩擦的声音,碗与碗碰撞的声音,桌子移动时与水泥地面接触的声音,以及二伯清嗓子的声音都会清晰地送达我的耳朵。

二伯母骂我母亲的话,是浅显直白的农家话,无非是说我母亲做事阴险毒辣,栽竹子是存心想弄垮他家的屋,要二伯找我父亲扯麻纱,并咬着牙说出了砍掉那丛竹子的最后期限。我能想像二伯母咬牙的样子,必定是胖胖的身子倾斜出一定的角度,左手叉着腰,右手指着我家的方向。那丛竹子现在还长得好好的,每年春天冒出新的竹笋,可见二伯与父亲的每次谈判都以失败而告终。二伯与父亲除了长得不像,兄弟二人有很多共同点,谨言,怕事,在妻子面前说不上话。要我父亲去砍那丛竹子,借他一个胆子也不敢。

骂声开始之后,我总会偷偷打量母亲的表情,看母亲如何应对眼前的劣势。但母亲好像聋了一般,依然有条理地做饭,洗衣,喂猪,拾掇田地,对二伯母要砍竹子的事提都不提。这与我印象中的母亲判若两人。有一年春节前几天,我家用来过年的几只膘肥体壮的公鸡被偷了个干净,母亲站在我家禾场与菜园的交接处,朝着南西北三个方向骂了足足半个小时,声音自始至终响彻云霄,骂声中把所有小偷都送进了十八层地狱,再不能跑出来为祸人间,何况自家的竹子长在自家的山上,理在她这边。她不作声可能是怕父亲不好做人,虽然她在家里说一不二,但是二伯能在四十多岁娶上媳妇成个家,在我们高家是件非常重要的事,大家庭非常珍惜也非常容忍二伯母这个最后进门的媳妇。

我最早的记忆都来自杨家园子,仿佛它是人生这条河流的发源地,也是人生这团炸药的引爆线。

杨家园子背靠小山,面朝河流,是背山面水的好屋场,在二生产队与五生产队的连接点上,偏僻而荒芜。山上是密密匝匝的针叶杉和水杉,河流的归宿是文学书里著名的沧水,但是乡人不知,至今也没有闲人为它命名。杨家园子一共两个住户,杨家三间板壁乌黑的木屋,住着年迈的张奶奶与中年单身的儿子。我们家的房子原本也是三间,我家住北头,祖母与二伯住在南头,共用一间堂屋。一个屋场上的高家与杨家,竟然那般相似,都有一个中年单身的儿子,和一个为儿子的婚事操碎了心的老母亲。

从杨家北面下个坡,就到了渡河的桥上,年幼的我喜欢坐在黄昏时的桥头,等父亲从公社的农具厂下班回来。桥其实是一个坝,将河流拦腰切断,几扇合多人之力才可以缓慢转动的铁门,控制着流速与水位,落差形成了三四尺高的瀑布,瀑布的声响能够跳上爬满藤蔓的高坡,夜夜为我们的梦伴奏。我并不是真的等父亲,我等的是他黄布衫兜里那两个旧报纸包着的冷馒头,那是七十年代末期我唯一能吃上的零食。

我家下坡可见一口水井,井水很浅,清澈,冰凉,漂浮着绿色的丝草,可以清晰地映出挑水的人,和他头上的天空。井沿横着一根碗口粗的杉木,木头乌黑,青苔丛生,滑不溜秋。二伯不在家时,祖母就坐在二伯加盖的那间厨房里,朝着堂屋方向喊我的名字,让我去井里帮她舀一碗水,或者洗一把菜。这种默契的呼喊和应答,一直持续到我失足落水那天。除了睡在井底看到树梢上的白云,以及第二天母亲提到那口井时的怒眼圆睁,中间发生的事都被消了磁,祖母和母亲从未提过。

弟弟的出生,把我挤出了父母住的正房,父亲和二伯用土砖加了一间偏屋给我。床是他们从后山砍来木材自己动手做的,木材来不及风干就派上了用场,以致于打个滚床就吱呀作响,床板上铺着厚厚的稻草,好像整个秋天的田野都垫在我小小的身体下。屋角搁一个有盖的大木桶,木桶圆柱形,腰身粗大,用两根粗铁丝箍紧,腹中在不同的季节收藏着红薯,黄豆,花生,蔬菜种子。山脚多树,阴冷,潮湿,夏日的夜像刚刚用井水冲洗过一般,干净,清凉,有时我半夜醒来,透过微黄的蚊帐会看到木桶上盘着一条大蛇,睡得正酣。我眼里睡到木桶上来的蛇,就像一个来躲雨或是避露水的小孩,生怕自己翻身过重会惊扰了它的美梦。直到那个深夜,我被手电光和叫喊声惊醒,听到父亲喊来二伯,看到两人举起锄头,打死了一条粗壮的红花蛇。

这些都是昨天晚上打死的那条蛇生的。清晨,我陪母亲在菜园里摘当天吃的菜,她指着瓜架上挂着的几条筷子长的小红蛇,说。母亲还告诉我,如果我被那条大蛇咬上一口,就没命了,以后看到有蛇, 要喊大人。我心里不以为然,那蛇并没有咬我,它只是日日睡在木桶上陪我,若是它不咬人,还可以做我的小伙伴,母亲去田里干活之后,就再没有人和我玩了。小红蛇已经死透了,我捡来一根长长的木棍,将它们一条条从瓜架上挑下来,小心翼翼地放进一个土坑。农活是永远不会停止转动的磨盘,母亲从早到晚围着磨盘转,她很少停下来认真地打量我,我也不曾伸出细细的手指摸她的脸,我始终回忆不起她三十岁之前的面容,却记得那个清晨母亲的声音和表情,平淡到极致,贫穷的生活单调,呆板,机械,没有时间和心情去悲悯万物。

父亲在三十三岁娶了我母亲之后,二伯的婚事成了祖母的心病。

二伯的房间是从祖母正房后面拖出去的,偏屋,斜顶,刚够摆放一张木床,刚够一个人从祖母房后穿过去,打个拐,坐到床上。屋顶一片亮瓦,光亮渔网一般把这间屋子打捞起来。后门是用几块口鼻歪斜的木板钉起来的。打开后门,是满园的豆荚,茄子,韭菜,泥土的腥味,菜花的香味,母亲刚泼的粪水的骚味。

出入二伯家的女人都要经过我们家的禾场。看到有人跨过门槛,我就小狗一样蹿进祖母的厨房,必定会有几块棕色玻璃瓶里夹出来的奶糖,躺进一个粗笨的饭碗里,碗壁上扯着细细的黑色裂纹,像母亲大冬天在洗衣板上搓来搓去的右手。大姑父在城里的糖果厂上班,姑妈捎回来的吃食,祖母都慷慨地招待了前来相亲的女人。当我含着两块糖,鼓着腮帮回到堂屋时,正在缝衣的母亲抬眼问我:乖不乖?我用舌头理了理两块糖,说:丑。

二伯遗传了祖母的容貌,俊俏的瓜子脸,瘦瘦高高,四肢健全。他没有娶亲,是因为一个从天而降的成分,祖父祖母在一九五一年冬天被划定为地主。那年冬天,父亲八岁,二伯十一岁,并不知道地主这两个字会影响他们一生。他们跟着父母被赶出高家的大屋,看到祖父一身单衣躺在茅草棚冰冷的地面上,这个极爱面子的读书人,面对着劳苦大众的拳打脚踢,万分羞愧地服了六六六粉。小脚祖母带着五个孩子住进了专业队的一间土屋,看着孩子们长大成年,出去谋生。最脏最累的活,伴二伯和父亲从少年到壮年,他们在最热的天气把牲畜的粪便铺到田里作底肥,最冷的天气被派去山上砍雪压弯的竹子。

祖母的奶糖没有被白吃,二伯被媒人引到了另一个村子,离杨家园子十几里山路,入赘到丧夫不久的邹寡妇家。我强悍的母亲也把我家一路北搬,搬出了那些委屈心酸的记忆。我们先住进了生产队的两间危房,那是生产队养猪场解散后废弃的。与我们从前住的杨家园子相比,胜在宽敞干燥,一排亮瓦把屋里照得亮堂堂的,被子里再不会钻进蜈蚣和小蛇。对母亲来说,重要的并不仅仅是住所的变化,而是我们离高家祖屋又近了一些。

见到二伯母时我吓了一跳。母亲虽胖,像那种叶片宽大厚实的庄稼。而二伯母的胖,松软,笨重,缓慢,给站在她面前的人一种压力。小堂弟未满月不幸夭折,她整个人瘫倒在地,如一地融化的雪水,再也无法收拢。接着二伯带领全家离开伤心之地,在离杨家园子两百米的山窝里修了新房,认养了二伯母姐姐家的一个男孩,单门独户,离群索居,要用寂寞与孤独掩埋丧子之痛。

穿过一大片稻田,跑过一条高低不平的山路,听到几声熟悉的狗吠,就到了二伯家的新屋。

二伯母从不理会我近乎谄媚的笑,对我亲热甜腻的叫唤,也只是轻轻地哼一声,好像这哼声是从胸腔里扯出来的,到达嘴边时已经接近尾声。在我的记忆中,她总是站在屋檐下训斥她的养子,那个比我大几岁的男孩,没读完小学便辍学跟着二伯做农活,二伯母对他做的每件活都不满意。训完堂哥之后,暴风骤雨又朝二伯袭去。我在离他们几米外的禾场上抽风似地跑来跳去,企图从他们的眼神或表情里找到一丝不满和反抗,然后回家幸灾乐祸地说给母亲听。每次我都是失望而归,大小两个男人服服帖帖,比我这个小学生在老师面前还老实。

这与我家的情形完全相反,只要看到母亲的脸色由晴转阴,我早已逃得无影无踪,茶山里的麻雀和水沟里的泥鳅都将遭殃。当时,我总是看不起小堂哥低眉顺眼的顺从,和挨打挨骂不逃跑的怯懦,待我长大后才明白,我就算是跑到天涯海角,白发苍苍再回来,这里还是我的母亲我的家。而对他来说,他只要跑出二伯家的自留地,或许就再也没有回来的机会了。他的父母抚养众多兄弟姐妹早已捉襟见肘,他回去只会加重一个家庭的贫困。

父亲在机械方面的天赋,衬托出他在农事上的白痴,双抢时我家总是人手不够。十五岁的小堂哥却如刚刚长好的水牛,浑身是劲,挑起一担湿谷在稻田间行走如飞,并非二伯母口中笨拙的少年。这个少年从江南偏僻的山村出发,独自到南方打工,成为了一家大型鞋业企业的主管。十几年的打工生活,他从来不曾提起,二伯和二伯母也不会坐下来听他诉说。每年春节前回家过年,他总是微笑着温和地与人打招呼,似乎流水线上每天十小时的劳动只是一场旅行,他十八岁到二十八岁之间那段岁月,对我们来说始终是一个谜,他也从未准备揭开谜底。

堂哥买了进城工作的邻居家一栋气派的砖瓦房,搬到了离我家一百米的地方,是在十年后的一个春天。这是我所知的二伯的第六个住处。搬家那天,天气晴朗,屋旁的池塘波光潋滟,草色青青,一贯安静的父亲兴奋得有点古怪,抬完立柜又跑去背风车,大声喊我母亲去帮二伯母收拾锅碗,我和弟弟扛了几把锄头,故意晃晃悠悠地沿着窄窄的田埂走。白色和粉色的打碗花开在菜园边上,稻田之间有成群的麻雀飞起又落下,蚱蜢不时从草丛中蹿出来,吓我们一跳。

端午节我回家探望父母,二伯母又增了一层浮肿,这让她本来就胖的身体呈现出一种透明的青色,像一个装满水的薄塑料袋,随时都有破裂的危险。二伯母过于肥胖,不愿意拖着笨重的身子到处走,很多病就找上了她安逸而营养过剩的身体。熟悉的唠叨断断续续从窗户里传来,接着是瓷碗跌落水泥地面的声响,二伯母又在嫌弃二伯煮的粥不合口味。

二伯再也不用煮粥了,端午节过去没几天,肝癌夺去了二伯母的生命。堂哥把堂嫂留在了家里,还特意请了队里一个父亲他们的远房堂兄,陪二伯一起吃住,让他过几年耳根清净的舒适日子。有一个比亲生儿子还孝顺的养子,村里人都说二伯是个有福气的人。

平时能种田能挑水能骑自行车的二伯,身体却一天比一天差,好像流逝的时光吸走了他的精神,他成了一个目光呆滞、手足无措的老人,二伯母离去带走了他的健康与神智。像两株同荣同枯的庄稼,一百天后,七十六岁的二伯跟着二伯母去了。不管在旁人看来,二伯母是怎样唠叨,挑剔,蛮横,无理取闹,但在二伯心里,这些都是他日常生活中的营养,是他与即将灯干油尽的身体对抗的力量,没有二伯母,以前那些正常播放的刺耳的曲目都不会再次响起,他的生命就变成了一个无声无色的世界。

下午四点多钟,无风,西斜的秋阳照进了二伯家的阶沿,密密匝匝的小黑瓦像二伯年轻时浓密的发。南面墙上挂的蓑衣,伴二伯度过了今年多雨的初夏,仍然等着熟悉的人再次穿上它。我静静地站在池塘边上,与一棵正在开花的紫薇并肩,目不转睛地盯着屋檐下紧闭的门窗,想像二伯突然打开那两扇淡绿色的堂屋门,喊我进去喝茶。

父亲和母亲也是一对看起来不协调的夫妻。强与弱的对比,犹如火与冰的反差,温度与颜色截然不同。

强势,强大,强烈,强壮,很多与强字有关的词语,都可以在母亲身上找到踪迹。少年时代我都是从母亲手中接过刚刚卖猪卖谷的钱,然后骑上自行车去学校报名。九十年代初送我去湘潭读大学的也是当了一辈子农村妇女的母亲。我们在傍晚才到达陌生的校园,在北山学生宿舍一米宽的上铺挤了一夜,第二天母亲便乘车匆匆离开,家里还有牲口和庄稼等着她。没有母亲的地方都不能称之为家,那不过是一栋摆放家具和农具的房子。过后,她经常遗憾地提起,没有好好看一眼我的学校。当然,还有很多词语与见识不多却坚不可摧的母亲有关,比如善良,勤劳,节俭,情绪化,能说会道。这些词语看似毫不相干,却是母亲这个个体不同的侧面。

出工一天,生产队给别的男劳力记十分,只给父亲记七分;出工一个月,给别人分二十斤米,只给父亲十五斤,他从来都是忍气吞声,不上前与人争辩,也不回家与母亲念叨。即使后来父亲承包了公社墟场上的农具厂,管着两层楼的厂房和一批俯首贴耳的徒弟,但是胆小怕事,谨言慎行已经长成了一块肋骨,与血肉相连,时间根本不能将之摘除。他的小心在母亲看来是懦弱和无能,对莫测的世界,父亲却有着自己的担忧,他不知道还会不会有突如其来的运动,像一九五一年的冬天那样,把全家人从温暖的大屋赶到四面透风的草棚。

一辆永久牌男式自行车,帮父亲穿越从家到农具厂的十里山路,他与上学的我一样早出晚归,却没有周末和寒暑假,所有的农活都推给了母亲。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也没有任何语言提示,我就成了母亲在农活上的忠实助手。母亲牵着我的手,挑一担空的箩筐,去铁路坝的山坡上挖红薯,在母亲挖松的土地上,我像一只小松鼠,轻轻地磕掉红薯上的土,把过冬的粮食放进箩筐里。这一担箩筐,还挑回了花生,棉花,萝卜,黄豆,挑回了一个个多彩而丰富的季节。那些年里,乡野之间风雨飘摇的家,母亲带着我给土墙打撑,给茅屋加草,用潮湿糯软的新泥糊斑驳的墙,用从大队部讨来的报纸糊漏风的窗。黄昏落下,炊烟升起,父亲伴着自行车的铃声回来了,进门便看到厨房里冷着脸的母亲。他们之间的争吵,像夏天的雷雨,我不知道何时袭来,但我知道总会要来,当两人脸上的乌云渐渐浓重,正在灶前烧火的我撒腿就跑,到小河边去拾弄一大把不知名的花草,或者干脆和鱼儿不着边际地乱说一通,有时我会背上小三岁的弟弟,但更多的时候是忘记了他。

冷眼,埋怨,争吵,庸常的生活似乎都是以这样的戏码上演, 每年的剧目都似曾相识。相似的剧目演了四十年,白发覆盖了黑发也没有停止。五月,母亲切除胆囊住院,我安顿好母亲后开车去接父亲,他提出来要整夜陪护母亲,好像是对我提一个郑重的请求。母亲出院之后,翻来覆去地批评他的陪护不及格,他也只是微笑着默默倾听,没有一句解释与辩驳,全盘接受母亲在女儿面前对他的毫不留情。看着我几次欲开口截断母亲的话,他拉着我走到花草茂盛的阳台上,小声地叮嘱我:你不要介意,你妈生病了肯定会有点娇气的。

窗户缝隙间透进来的风,吹过父亲消瘦的身体,深棕色的外套下,他显得有些佝偻,脸上沟壑纵横,像家乡稻田间的阡陌。七十三岁的父亲,不管是在巨大的社会洪流面前,还是在母亲强大的气场面前,从来没有学会理直气壮。持续多年的矛盾,每天重复的争吵,撕裂了他们曾经有过的情感,甚至撕裂了他们共有的那些回忆。但是,他们仍然像阳台上的这两株兰草,泥土之上细长的叶片冷淡疏离,而泥土之下,庞杂的根系早已交错缠绕在一起,伤筋动骨也不能将他们分开。

小说:好看的过瘾的年代小说,嫁个汉子后续一起发家致富

脑海中渐渐播放出张真真的一生,是张家村的有名的小傻子,都该嫁人的年岁了,还整天嘻嘻哈哈啥都不知道!

只是长了一个好看的皮相,所以被堂姐和村里的女孩一起下药,

扔进后山准备祸害了自己,天不随人愿自己来了!

极品奶奶偏心的大房没影儿。

专门欺压这二房一家子,干的活最多,分的饭最少,不是打就是骂。

原主是个傻子没少挨张老太太打,哥哥们都下地挣工分,她娘在家也护不住!!

这次出事好似村里,另一个知识分子夸了一句这小傻子,模样还挺好看的!

被她堂姐听到设计害了,而同样的自己穿越两世,第一世出生在20年一个单亲家庭里,

跟娘相依为命,被人抢劫直接挂掉,灵魂直接穿越到一个修炼灵力的地方,

开始从弱鸡一步步修炼往上爬,还契约了这个系统空间,刚有些崭露头角被自己好姐妹干掉了。

这憋屈的两世,还好系统跟来了!!

这极品奶奶,极品大伯一家像个吸血鬼不把人吸干,不罢休啊!

既然自己来了,那就都得给变!!

这个70年代,到处穷的揭不开锅别说吃饱饭了,都是刚保命!一家一顿饭是常有的事。

这狗男人害的自己腿软一路,按照记忆中的路线好不容易回到村里…

刚进村没一会就挨了一棒子,

娘的,一抬头看去不是别人,

正是他的奶奶张老太,此时张太太那横眉怒眼的凶恶模样,

深深的刺激到小傻子残存的意识,恨意瞬间弥漫整个心间。

“你个贱蹄子这是又跑哪里浪去了,猪草打了吗?白长这么大没一点用处!”

看张真真不说话,直接又拿起棍子打来!

老娘不发威你真当小傻子是病猫啊!!

虽说没有灵力了,但是武技还在啊,直接一把夺过木棍,开始往张老太身上招呼而去…

“疯了疯了,这小傻子疯了打人啦!”张老太一边哭喊一边大叫。

周围看热闹的妇人们围坐一团,都没有过来拉架,

因为大家都看不惯,张老太欺负二房一家人,特别是欺负这个小傻子,

只是没想到小傻子也会爆发,看张老太挨打看着过瘾!

张老太一路哭喊着回家,后面还跟着发了疯一般,拿着棍子追赶的张真真!!

他娘的,今天非得让你们知道小傻子的厉害,让你们还敢再欺负张真真。

“老大媳妇,老大媳妇,你快出来啊这小傻子疯了,要打死人啦!”张老太一路哭喊着跑进院门,大房的大伯母也已经出现,

看到被小傻子追赶的到处乱窜的娘,着实也有一点懵逼,

娘平时的战斗力可是杠杠的,这怎么会被小傻子追着乱跑????

“一个黑心肝的糟心玩意儿,还不赶紧拉着她,你想让老娘被打死吗?”张老太对着愣着的大伯母又是一顿叫喊。

只见大伯母那肥胖的,身子一扭一扭的向张真真走来。

“行了,真真把棍子放下了吧啊!”

你以为你是谁呀?你说一句我就放下了吗?

其实你也没少欺负这个小傻子,那么既然这样连你也不放过。

她以为自己可牛逼了走向小傻子,伸手要夺过小傻子棍子的那一刻,

小傻子瞬间爆发给她来了个,拳打脚踢伺候一通。

“哎呦哎呦,救命啊娘,这小傻子疯了吧?”大伯娘连滚带爬的跑走。

张老太一看这小傻子是彻底疯了,连大伯娘都不放过,这可如何是好?

眼看小傻子就要向她而来,直接奔向自己的屋里,锁好门顶好门窗!

任凭小傻子在门口怎样的,敲打都不开门。

躲在门后还得心有余悸的抚着胸口。

这小傻子疯起来真是要命啊!

他娘的,算这俩人会躲,今日只是小小的讨了一点利息。某些人的账还没有开始算呢。

被那狗男人折腾的,本来就没有多少体力,这一会儿又加重负荷运动,浑身没劲。

直接转身进到厨房里,看看有什么吃的,

先填饱肚子,一会还有一场大战呢……

小说:家中少了一个鸡蛋,老太揪着儿媳上祠堂,要鞭打她惩罚

以前喻家是没有家法的,后来因为喻家老二在外面混出来之后,许老婆子一下感觉自己的生活和地位在村子里拔高了,所以,除了喻家祠堂,有家法的就是他们家。

“明明我祖,汉史流芳,训及子孙,悉本义方。读诗书以明理义,祭祖宗以展孝思,亲师友以成德行。禁蝇营狗苟,偷蒙拐骗。今日我喻家四房媳妇秦氏手脚不干净,偷鸡偷鸡蛋,坏我家规,念及其有孕在身,抽鞭子5下!”许老婆子为了表现自己的公正性,和严谨性,拿着族谱一边念一边看着跪在地上的秦氏。

喻蓁蓁心里既然鄙视又发怵,她被打都没关系,可秦氏可经不起打。

“打!”许老婆子念完之后,脚一跺,拿起在她看来最有威严的棍子往秦氏这边打过来。

喻蓁蓁再次扑在秦氏身上,又一棍子挨在身上,喻蓁蓁疼得牙齿都咧开了。

“不要打蓁蓁!”秦氏舐犊情深,用自己瘦弱的身体反过来护着喻蓁蓁。

黑色夜空里,喻家院子响起嘈杂的声音,有大声吼骂的,有凄厉的哭声和委屈的呜咽声,好不热闹。

喻蓁蓁抬眸看着院子里的各色人,她爷爷喻多福一直蹲在门槛上,看着她们母女俩,始终不出声。

大伯和三伯现在都没回来。

大伯母喻陈氏肥胖的脸上都是幸灾乐祸的笑容。

小辈的和她一样大的堂哥堂妹们就像看笑话一样盯着他们,眼睛里都是麻木。

一个家这么多人,没一个为她和秦氏说话。

这一家人,是真的冷漠,无情。

“福多家的,大晚上,你又闹腾啥?”院外,传来洪亮的声音。

喻蓁蓁瞬间就松了一口气,门口,喻多多正牵着村正的手走进来,喻多多虽然不会说话,但她安排的事还是办得妥妥的。

许婆子一听这声音,一看着来人,脸瞬间就变了。这家事,村正掺和进来,这不是多事嘛!况且,要不是村正家不地道,他们喻家也不会有这一出。

但面子还是不能落下的,许婆子迎上去。“这大晚上的,村正,赶紧屋子里坐。”

村正摆手,不冷不热的瞥她一眼,目光落在秦氏和喻蓁蓁身上,问道,“说吧,这是怎么回事?你们家得顺不在家,得顺媳妇还怀着孕,你们要上家法?”

许婆子哽咽吸了几下鼻子,又用手擦了一下眼睛,开始哭天抢地,“村正啊,上家法,我也是不得已!我这媳妇现在不教训不行了,不仅生不出孙子教坏赔钱货,还偷家里的鸡蛋和母鸡。一天到晚胡诌,教孩子说什么得肺痨,让整个村子里的人都嫌弃我们家!我们喻家对他们仁至义尽,可他们却总不知足,胡说八道,嫌东嫌西,偷东西偷食,不知道的人还以为我们喻家苛待他们!说出去,毁的可是我们多福家的脸面,也是我们上虞村的脸面啊!”

秦氏抬头,转身,跪在村正面前,道,“我没有。我没有手脚不干净,我没有!村正,请相信我!”

“人赃俱获。家里鸡蛋少了,你擅自煮着吃了。母鸡也不见了,不是你偷的是谁偷的?”喻陈氏幽幽从一边走过来,冷不丁的补一刀。